傳遞觀與儀式觀共同構建“傳播”之內涵

美國傳播學家詹姆斯?凱瑞在傳播傳遞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儀式觀”，從而構建了雙重傳播概念。他的傳播儀式觀一直深受世界傳播學者關注。傳播學在中國是“舶來品”，2005年《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譯本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內較早提及凱瑞傳播儀式觀的學者是潘忠黨，他在《傳播媒介與文化：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的三種模式》中對傳播儀式觀進行了闡釋?！皞鞑ァ笔莻鞑W的核心概念，是傳播學研究對象和邏輯起點。

一、傳播學教材中“傳播”定義之考察

查閱以“傳播學”、“大眾傳播學”、“新聞傳播學”為名稱的中國傳播學教材20余部，發(fā)現在查閱的教材中對“傳播”的定義大都表示信息的傳遞過程。如李彬在1993年出版的《傳播學引論》將“傳播”定義為“傳播是信息的雙向流通過程，包括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使用較普遍的傳播學教材，如郭慶光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傳播學教程》，將“傳播”定義為：“所謂傳播，即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社會信息系統(tǒng)的運行?！惫鶓c光主要強調的是傳播的互動性和社會性，以及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所需的共通的意義空間。揭示了“傳播”的傳遞性。胡正榮在1997年出版的《傳播學總論》將“傳播”定義為一種行為，一種過程。這些在2005年之前出版的教材從傳播的傳遞角度出發(fā)，探討傳播的本質與過程。

2005年后的傳播學教材，如張國良在2009年出版的《傳播學原理》將“傳播”定義為傳受信息的行為，張國良主要探討的是傳播與信息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陳力丹和閆伊默在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傳播學綱要》將傳播界定為：“傳播是指信息、知識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動和變化”。許靜2013年出版的《傳播學概論》、陳力丹2007年出版的《傳播是什么》、蘇克軍2017年出版的《傳播學概論》、高衛(wèi)華2011年出版的《新聞傳播學導論》、2013年段鵬出版的《傳播學基礎，歷史、框架與外延》以及郝雨的《新聞傳播學概論》、段京肅的《大眾傳播學：媒介與人和社會的關系》、成振柯的《傳播學十二講》，這些教材對“傳播”的定義仍然從傳播的傳遞觀單項維度進行定義。

梳理2005年之后國內已有傳播學教材對“傳播”的定義，發(fā)現國內教材將“傳播”定義大都界定在“共享說”、“影響說”、“反應說”、“符號說”、“互動說”、“過程說”基礎上總結為信息的傳遞，指出了信息傳播的互動性與社會性。但是都沒有將詹姆斯?凱瑞所提到的儀式觀引入教材。國內傳播學教材不斷推陳出新，自從傳播學引入中國以來，有關傳播學的教材不斷出版，對傳播學的研究逐漸深入，“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傳播學引進，到20世紀90年代后從傳播學的不同學科和視角進行探索以及聯(lián)系中國的實際情況的拓展，再到21世紀初取得創(chuàng)新評價與突破性的進展，傳播學逐漸被賦予時代內涵”①。但是對于“傳播”概念的解釋仍然停留在傳播學引入中國時的初始定義狀態(tài)，或僅從字面意思進行解讀。

二、“傳播”定義之儀式觀的內涵、來源及其影響

凱瑞傳播儀式思想的核心是傳播儀式觀，傳播儀式觀是相對于傳播傳遞觀而言的，“傳播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并非指信息在空中的擴散；是共同信仰的表征，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是創(chuàng)造、修改和轉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②。儀式觀認為：“構建一個有意義、有秩序、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③。凱瑞還區(qū)分了儀式的傳播性和傳播儀式觀兩個不同的概念，強調傳播的社會性與表征性，以及符號被創(chuàng)造、理解和使用的社會過程，我們通過符號創(chuàng)造世界，同時又生活在這個被創(chuàng)造的世界里。探討傳播與文化、儀式之間的關系，認為傳播即文化，是建構、維系和改造現實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符號起著重要的作用。文化符號在傳播過程中產生的變化是傳播建構文化帶來的結果，而文化符號又反過來影響著社會的變化。儀式是傳播的隱喻，“傳播是社會交往儀式和文化的生存與再生”④。

凱瑞對傳播儀式觀的提出受到芝加哥學派、英尼斯和麥克盧漢、克利福德?格爾茨“深描”思想的影響。20世紀40年代美國主流傳播學主要集中在傳播效果的研究，割裂了傳播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促使凱瑞從文化角度提出儀式觀。芝加哥學派關于傳播的思想與美國傳統(tǒng)的傳播學者不同，芝加哥學派將傳播看作是文化建構的象征過程，關注個體化的社會。符號互動理論和“鏡中我”探討的是個體在互動中社會化的過程，其對互動和交流的強調突出了傳播能夠創(chuàng)造一個大的共同體的理念。

對凱瑞傳播儀式觀產生直接影響的是約翰?杜威。杜威在《經驗與自然》一書中表示“傳播”具有雙重含義，指出了“經驗共享”的“傳播”定義，強調“交流”和“儀式和交流”之間的密切關系，認為傳播不僅反映社會而且通過符號建構社會和維系社會，而語言在傳播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與凱瑞儀式觀中符號與社會，以及文化、社會與傳播關系相契合，同時也是對凱瑞傳播儀式觀的肯定。通過凱瑞的講述，杜威和芝加哥學派成為了他的解釋論先驅，對傳播作為儀式具有約束力。

英尼斯與麥克盧漢強調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關注技術、傳播、社會三者的關系，成為凱瑞儀式觀研究的邏輯起點。凱瑞借鑒了英尼斯“歷史的”、“經驗的”、“批判的”和“闡釋的”研究模式，這在《技術和意識形態(tài):以電報為個案》一文中關于反對“技術至上論”，認為電報符號能夠維系人類社會的觀點中得以體現。英尼斯認為每一種媒介都有空間偏向或時間偏向，且不同的媒介偏向會導致不同的文化類型，只有兩種偏向平衡，社會才能持久穩(wěn)定。凱瑞也認識到現代文明的空間偏見，這種偏見因電報等技術而加劇。英尼斯同樣強調了電子媒介在擴大信息接受的范圍的同時縮小了發(fā)布的范圍，因此英尼斯關注的是口語交流，通過口語才能保持兩種偏向的平衡，這與凱瑞要求的平等的口語對話交流，強調對話環(huán)境在儀式中的重要性相契合。麥克盧漢在英尼斯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媒介是人感覺的延伸”，印刷術是人視覺的延伸，廣播是人聽覺的延伸，而電視是人視覺和聽覺的共同延伸，任何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會給社會帶來重大的變革。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將媒介與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強調媒介對社會的作用以及與文化的關系，為凱瑞的儀式觀奠定了思想基礎。

凱瑞對于文化的觀念與歷史的闡釋源于克利福德?格爾茨。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中關于符號、文化和儀式的闡釋為傳播儀式觀的提出提供了理論依據。格爾茨從人類學的角度強調符號學的文化概念以及意義、語言和符號象征。格爾茨認為“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雹?而文化作為意義的網，是控制人類行為的符號手段，意義就像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規(guī)則”，人們在這個“規(guī)則”中行動的同時也在維護和建設“規(guī)則”。對文化的闡釋就是對意義的闡釋，就是對“規(guī)則”的解釋。凱瑞把傳播看作是文化科學，目的是闡明意義。他將文化闡釋成為“深描”，將人類的行為看作文本進行研究。“傳播儀式觀要用人類學、“深描”、民族志等批判的、歷史的、闡釋的研究方法來理解人們在詞語和行為中所建構的意義，從而了解人與社會的關系?！雹?nbsp;

傳播儀式觀顛覆了基于傳播過程的傳遞觀,開啟從文化視角審視人類傳播現象的序幕,傳播學研究范式從經驗-功能研究向文化研究轉換，推動了傳播學研究路徑的文化轉向，是傳播研究的重新定位。將傳播學的研究更多置于人文關切下，是對大眾傳播學歷史的重新解讀。傳播學的任務是解釋人類傳播過程的本質，強調人作為傳播活動的主體能對各種符號進行解讀，并在解讀過程中構建社會環(huán)境的思考模式，為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傳遞觀與儀式觀共同構建“傳播”之內涵

傳遞觀對“傳播”的研究大都是從其詞源出發(fā)進行探索，而儀式觀是“傳播”的實質。凱瑞更加注重儀式觀，儀式觀把傳播帶向了文化的維度。正如凱瑞所說，對于“傳播”的定義，“如果我們只從字面上理解，那么不是理解錯誤就是流于世俗?！雹邔P瑞來說，儀式觀是一種文化方式，文化是隨著時間而形成的，文化是隨著時間而成長的。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是“傳播”定義研究的兩個維度，從傳遞觀到儀式觀是對“傳播”內涵的豐富，是由現象到本質的研究，兩者是相互補充關系，而不是取代關系。傳播并不僅僅是信息對受傳者的影響和控制，在空間的傳播,其更重要的是維系社會在時間上的延續(xù)、創(chuàng)造與表達，更新社會群體共同的意義系統(tǒng)和價值信仰。儀式觀開創(chuàng)了傳播研究新的路徑，與傳遞觀共同構建“傳播”的內涵，推動傳播學學科發(fā)展。

傳播的“儀式觀”已成為傳播學前沿研究的重點話題，而傳播“儀式觀”在中國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展開，但遺憾的是中國傳播學教材對“傳播”定義之儀式觀的界定甚至科普出現了集體失語，要實現傳播儀式觀的本土化，需從教材出發(fā)，對“傳播”的定義進行完善。傳播學教材建設需做到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發(fā)展潮流與傳播學發(fā)展實踐，賦予傳播學教材新的時代內涵，充分體現傳播學教材的時代性與先進性。

四、結語

凱瑞的儀式觀從文化視角探討傳播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從而探索傳播的本質，為我國的傳播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開啟了傳播學新的研究路徑，將獨特的文化視角根植于人類社會的傳播理念，對重新理解“傳播”，引入文化視角思考媒介和文化帶來的啟示，提供了新的傳播研究方法。因此，以目前世界傳播學發(fā)展趨勢和傳播前沿研究對“傳播”的二維定義為背景，對中國傳播學教材中“傳播”定義進行補充完善，補充“傳播”定義之儀式觀維度，不僅可以全方位把握“傳播”的本質，也有利于“傳播”定義的嚴謹、科學與完整，在融合與創(chuàng)新中不斷完善中國傳播學學科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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