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shù)木唧w適用——社科縱橫

 懲罰性賠償所面臨的挑戰(zhàn)，除了合理性層面，還有合法性層面，即與傳統(tǒng)補償性損害賠償制度的銜接，主要爭論的焦點包括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范圍、適用的條件和賠償數(shù)額的確定等。實踐中，爭論最為激烈的便是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的確定。
（一）懲罰性賠償?shù)倪m用范圍
一般而言，侵權、違約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并沒有多大的異議。美國司法部的研究表明懲罰性賠償主要適用于合同案件。其在合同領域中的適用是侵權案件的3倍。在懲罰性賠償?shù)?6.8億美元中，與侵權有關的雇傭案件占50%。在80年代幾乎1/3的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陌讣巧虡I(yè)合同。當然，在合同法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應當有必要的限制，因為從傳統(tǒng)的意義上講，合同法是一個以意思自治為主要理念的法律領域，當事人之外第三方的過多干涉將會阻礙意思自治理論的實現(xiàn)。此外，隨著新型侵權類型的不斷涌現(xiàn)，懲罰性賠償所適用的范圍必將不斷擴大。
（二）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臉嫵梢?
懲罰性賠償是一把雙刃劍，原因在于相對于補償性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約束性比較小，特別是在英美法系陪審團制度下，往往會發(fā)生“受害人情境”，即陪審員會將自己放置于受害者的情景之中，以至于在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如何適用懲罰性賠償時，將更加傾向于受害人。而我國現(xiàn)行法律為例，雖然到目前為止，雖然已經(jīng)有5部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但是這些法律條文往往只規(guī)定了適用損害性賠償?shù)木唧w領域，卻缺乏對懲罰性賠償?shù)南拗菩詶l款。綜合而言，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臉嫵梢ㄈ缦聨讉€方面：
（1）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故意、重大過失、具有惡意或者其他惡劣的動機。所謂故意，是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明知”危害結果的發(fā)生，但是期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fā)生；而重大過失是指行為人有特殊注意義務，但是其行為卻只有達到（甚至沒有達到）一般人的注意義務；所謂“惡意”，是指“某種事實即壞的愿望、惡毒仇恨、為了害人而害人”[4]。“惡意”基于“故意”，但是程度要深。一定意義上說，“故意”往往強調的是事故發(fā)生前行為人的主觀狀態(tài)，即行為人已經(jīng)預見到損害可能會發(fā)生，但是放任其發(fā)生；而“惡意”則強調在糾紛處理過程中，行為人蠻橫的狀態(tài)，行為人通過詆毀受害人的名譽等手段，阻止訴訟的發(fā)生或者延遲訴訟的進程。因此，從主觀而言，懲罰性賠償是不適用嚴格責任，而重大過失要件又排除了一般過失的歸責原則。
（2）行為具有不法性和道德上應受譴責性。懲罰性賠償注重的是懲罰和威懾（遏制）作用的發(fā)揮，因此其所針對的行為較一般侵權（違約）行為而言，具有特殊性，而特殊性主要體現(xiàn)在道德上應收譴責性，如濫用信息上的優(yōu)勢地位，因為謀求暴利而故意違約等。也就是說，一般的侵權和違約行為在道德評價上是中性的。
（3）造成損害后果。在具體適用損害性賠償時，受害人必須證明損害已經(jīng)實際發(fā)生，而且損害與行為人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除此之外，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時，要考慮以下的因素：（1）行為人的經(jīng)濟狀況或財政狀況，即懲罰性賠償不應導致行為人破產(chǎn)；（2）主觀過程的程度，畢竟故意、重大過失、惡意動機之間存在著程度的差別；（3）行為是否從中獲利，這里的獲利，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盈利，是指從不法行為中獲利，而且往往是暴利，福特汽車公司的案件即是如此。（4）事故發(fā)生后，行為人的處理事故或者賠償?shù)膽B(tài)度、方式，以及悔意程度；如果行為人積極履行公正的補償，一般不考慮適用懲罰性賠償。
（三）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計算
懲罰性賠償?shù)木唧w數(shù)額往往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過高的懲罰金額會引起輿論的嘩然。懲罰性賠償?shù)墓δ茈m然定位于懲罰與威懾，甚至一定程度上的“類刑罰性”，但是如若數(shù)額不受限制，懲罰性賠償將會變質，完全演變成為公眾與不良廠商之間的一場博弈；懲罰性賠償?shù)哪康牟⒉皇且挂恍┤艘灰钩蔀椤氨┌l(fā)戶”，而另外一部分人卻失去工作。因此，在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的確定上，必須有所限制，這也是美國80年代以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fā)展趨勢。具體來說，對于數(shù)額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與補償性賠償數(shù)額之間有一定的比例關系，即法院所認定的懲罰性賠償?shù)臄?shù)額，與補償性賠償數(shù)額之間要保持一種合理的比例關系。例如美國的康乃狄克州便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shù)臄?shù)額在產(chǎn)品訴訟中不得超出2倍補償性損害賠償數(shù)額；在印第安納州規(guī)定，不得超出補償性賠償數(shù)額的3倍或5萬美元。當然，筆者并不否認兩者之間需要一定比例關系的約束，但是如果規(guī)定過于僵硬，可能會影響懲罰性賠償功能的實現(xiàn)。
第二，對懲罰性賠償?shù)淖罡邤?shù)額做出了限制。對于最高數(shù)額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幾種立法例：一是以補償性損害賠償金額作為基礎，規(guī)定不得超出這個金額的若干倍；一是直接規(guī)定了最高金額；一是既規(guī)定了最高金額，也規(guī)定了不能超出補償性賠償金額的若干倍。
第三，對原告獲得懲罰性賠償?shù)南拗?。例如美國的有些州便?guī)定，懲罰性賠償超過一定數(shù)額的，一定百分比的懲罰金歸財政部門或州政府。但是筆者并不贊同這種作法，一是懲罰性賠償?shù)墓δ懿荒艿玫匠浞煮w現(xiàn)；一是政府在無任何作為，甚至是幫兇的情況下，成為獲益者。例如，在煙草類訴訟中，勝訴方往往可以得到巨額的賠償金，在Cindy Nauglev.Philip Morris USA（菲利普莫里斯美國公司）一案中，Cindy Naugle因為肺氣腫獲得了煙草公司的懲罰性賠償金達到2.44億美元。如若一定比例的賠償金歸于政府，將會導致法律上的不公，原因在于政府往往是煙草稅的直接受益人。因此，筆者提倡設立基金會，由基金會運作這部分懲罰金，并將這部分基金用于推廣相應的公益事業(yè)，可謂是一舉兩得。
需要補充的是，在懲罰性賠償時，如何處理責任保險與懲罰性賠償之間的關系，即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是否可保？由于案件適用的懲罰性賠償，本案的補償性損害賠償部分是否與責任保險相沖突？從本質上講，責任保險制度是風險社會下，責任承擔社會化的結果，是個人責任在一定限度內由社會其他人共同負擔的合作制度；責任保險確立的最大意義在于更好地彌補受害人的所受到的損失，特別是在行為人無法承擔相應的賠償時。但如果允許懲罰性賠償責任經(jīng)由保險而轉嫁風險，則懲罰性賠償儼然演變成懲罰整個社會的損害賠償，也就是說，基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功能和力圖實現(xiàn)的法律價值考量，若允許其可保，就會使懲罰性賠償?shù)墓δ軉适ТM，致使該制度形同虛設，故其應不具有可保性。[5]而補償性損害賠償部分的可保性應該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