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理性

從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思想到盧卡奇的物化理論

技術理性實際上起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思想。在社會學中提到韋伯的合理性思想多認為，理性是思考的產物，并始終與思維相一致，而理性化或是合理化卻是在一定的習俗、制度、規(guī)范、情感、意志和信念下產生的，意義的價值與理性共同發(fā)揮著作用，而且意義的向導性或者說“行動的自我趨向性”往往作為理性化行動的一個先行存在而發(fā)揮作用，意義內在于一切行動之中，無意義則一切行動就不會發(fā)生。這也就是說，理性實際上是人生來固有的，而韋伯所強調的合理化實際上是一種在行為活動中的合理性，即社會行為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合乎邏輯的聯(lián)系，或者也有人將它表述為“合理地指向有意識的目標實現(xiàn)的行為”。但在其背后隱藏的實際上是一種統(tǒng)治形式的擴大，這一看法與哈貝馬斯對韋伯的總結相一致，“馬克思·韋伯使用‘合理性’或‘理性’這個概念是為了規(guī)定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活動形式，即資產階級的私法所允許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統(tǒng)治形式。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含義首先是指服從于合理決斷標準的那些社會領域的擴大?！盵1] 換言之，韋伯提出合理化實際上是論述隱藏在這種行為合理化背后的統(tǒng)治形式合理范疇的擴張，即政治統(tǒng)治不再作為唯一的統(tǒng)治形式，其合理的范圍已經(jīng)發(fā)生了仿佛微小但實際上會對人的生活質的影響的變化。

韋伯還將合理性分為兩種，即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價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為的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的是動機的純正和選擇正確的手段去實現(xiàn)自己意欲達到的目的，甚至不管其結果如何。這種理性與價值和倫理與道德相關，強調內容的合理；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動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借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這種理性以目的的工具為取向，強調形式上的合理。那么很明顯，本文所提到的技術理性應屬于工具理性。

盧卡奇的物化理論

進而，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出了他的物化思想，盧卡奇的物化思想一方面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拜物教的表述影響，即“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盵2]而后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直言：“商品拜物教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有的問題”[3]另一方面，盧卡奇師承馬克思·韋伯，也繼承了他的合理性思想，但在韋伯那里的合理性行為的擴張到盧卡奇這里就變成了物化現(xiàn)象，盧卡奇寫道：“如果我們縱觀勞動過程從手工業(yè)經(jīng)過協(xié)作、手工工場到機器工業(yè)的發(fā)展所走過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斷增加，工人的質的性質、即人的—個體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4]以及“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這理起作用的原則：根據(jù)計算、即可計算性來加以調節(jié)的合理化原則?！盵5]

盧卡奇正是通過發(fā)現(xiàn)源自于商品拜物教之中，在生產過程中被錯認為沒有人參與的物質關系，以及對韋伯的合理化思想的承襲，建構起一種新的理論范式，即物化理論。也有學者認為盧卡奇是繼承韋伯的合理性思想以及整合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從而提出了物化理論。本文不去論述哪種說法更為科學，總之無論哪種說法，盧卡奇的物化思想是對韋伯的合理性思想所作出的發(fā)展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

關于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筆者認為其承襲了韋伯以及盧卡奇二人的思想。一方面，如果我們回到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原著中，就不難看出馬爾庫塞在撰寫核心內容即單向度的思想的第五到七章中，描述的就是一種從不合理到合理的擴張，或者更加準確的應該表述為“從否定性思維到肯定性思維”。他在書中批判：“屬于有理即是無理、非理性即是合理性的現(xiàn)實。與此相反，一切已確立的現(xiàn)實都與矛盾邏輯相反。”[6]進而批判現(xiàn)實中“被擊敗了的抗議邏輯——否定性的思維”，他寫道：“它們在理性的更有效的理論和實踐面前退卻?！盵7]而后，又進一步批判了統(tǒng)治形式的擴張即“技術合理性的進程就是政治的進程”。[8]這就不難看出，馬爾庫塞實際上就是跟隨著韋伯合理性思想的論證邏輯，將其在社會學中表述的現(xiàn)象升級為哲學范疇，并進一步發(fā)展了技術理性的思想內涵。

另一方面，盧卡奇的物化思想相較于馬爾庫塞明確提出的技術理性批判范圍又更加寬泛，但在其內涵中無疑是包含著技術理性的范疇的。也就是說如果在盧卡奇那里，技術理性批判僅僅是包含于、隱藏于物化理論的一部分的話，在馬爾庫塞這里，技術理性就是他首要批判的對象。馬爾庫塞還在書中明確寫道：“技術已經(jīng)變成物化——處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盵9]并且，雖然盧卡奇并沒有明確指出物化理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著人，但在其物化理論中提及的“物化意識”的生成同樣也是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中所提及的“單向度的思維”的重要源頭。因此，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拋開概念名詞本身，僅就其理論內涵而言，甚至可以將盧卡奇的物化思想看作是科學技術理性的邏輯起點。

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理性

哈貝馬斯又進一步的深化了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批判，在其《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技術與科學》一書中關于技術理性批判章節(jié)的副標題就是“紀念H.馬爾庫塞誕辰七十周年”。 但他雖然繼承了韋伯和馬爾庫塞的思想，卻并不滿意韋伯和馬爾庫塞用社會的合理化來描繪與解釋科學技術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這一過程，即“舊的社會學使用的對偶概念（Paarbegriffe）都圍繞一個問題，即用概念去表述由于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tǒng)的發(fā)展而必然出現(xiàn)的制度的變化?！盵10]他從勞動和相互作用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出發(fā)，試圖提出一個新的范疇框架，前者是以技術規(guī)則為行為導向的規(guī)則，后者則是以社會規(guī)范為行為導向的規(guī)則。也借此對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進行了批判和發(fā)展。哈貝馬斯也試圖通過借助于二者的區(qū)別重新闡述韋伯的“合理化”概念。一方面，如果說在馬爾庫塞那里，工具理性與技術理性實際上是一對同義語。那么哈貝馬斯的理性概念中，理性除了工具理性之外還添加了一種交往理性，而這種交往理性恰恰就是馬爾庫塞的理性概念中所缺乏的價值理性。哈貝馬斯想要表達的是，在當代，理性并不僅是亦或是理性不應該僅是技術理性一種，這就意味著哈貝馬斯在馬爾庫塞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了科學技術理性之內涵；另一方面，如果說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僅僅是從合目的性單方面去解讀，那么，哈貝馬斯則構建了一個合目的性與合價值性的二者的統(tǒng)一的解讀框架。哈貝馬斯認為，借助二者的區(qū)別，就可以重新闡述韋伯和馬爾庫塞都未能很好的描述、解釋的（合）理性過程。

并且哈貝馬斯將科學技術理性上升到了意識層面的等級上。這是有著充分的理論依據(jù)的，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美國，當特朗普不顧美國民眾的生命安全，提出實際上是將群體免疫策略隱藏其中的保持工廠開工、市場經(jīng)濟繼續(xù)常規(guī)運行的政策時，站出來支持這一政策的不是與特朗普同一立場的大資產家，而是處在其對立階級的無產階級即工人首先站了出來支持這一政策，原因竟然是似乎非常富有道理的“只有工廠開工，工人才能拿到工資”。因此，技術理性的愈演愈烈必然導致科學技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制約人們。

結語

依照這一線索，我們就能得到一條較為完整的從合理性到科學技術理性的邏輯框架。不難看出，從韋伯到盧卡奇到馬爾庫塞再到哈貝馬斯，無論其理論如何發(fā)展，哲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的口徑卻是出奇一致的，無一不持批判的態(tài)度，這一態(tài)度直至今天甚至以后也都很難發(fā)生改變，那么為何技術理性在提出半世紀之久后的今天仍然是人們不可忽視的批判對象呢？當代社會是一個科學技術高速發(fā)展的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個追逐利益與效益的時代，這就意味著當代一切的準則都是以工具理性為主的，而價值理性卻恰恰是我們缺少的那部分。這也是為什么哈貝馬斯會試圖在技術理性中添加交往理性，筆者認為與其認為哈貝馬斯僅豐富了技術理性的內涵，不如說是在試圖用交往理性這種價值理性去解決技術理性這一問題。因此技術理性才作為一個批判的對象一次又一次被我們重拾學術界的圓桌。也正因如此，這一問題在當代才依舊具有甚至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過之無不及的現(xiàn)實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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