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惡的評判，情與理的抉擇——論歐•亨利小說中的人性之美

一、引言

歐•亨利(O. Henry) (1862-1910)是美國二十世紀(jì)初最為著名的短篇小說家，被譽為“美國現(xiàn)代短篇小說的奠基人”。他的小說通俗易懂、短小精悍、語言詼諧、構(gòu)思新穎，受到廣泛的喜愛。特別是他獨出心裁的故事結(jié)局，被人們譽為“歐•亨利式的結(jié)尾”。在他的作品中占據(jù)最大篇幅的是描寫美國大城市生活中 “小人物”們的故事，例如店員，辦事員，流浪漢，窮畫家，小偷等，這些小人物往往生存于社會底層，或與騙子強盜為伍，或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然后，正是這些 “小人物”的生活給歐•亨利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巨大的聲譽。這些“小人物”有血有肉，性格鮮明，讓人過目不忘。究其原因，正是因為歐•亨利挖掘出了他們身上難以泯滅的人性之美?！霸跉W•亨利的筆下，柏油馬路和鋼筋混凝土組成的大城市是陰森沉默、冷酷無情的龐然大物。但在這高樓大廈的森林里，在這不毛的柏油路上，卻出乎意料地長出瑰麗的人性的花朵?！保ㄍ跤滥? 2001）歐•亨利的主人公們總在最關(guān)鍵的時刻展現(xiàn)出他們最本真的自我，散發(fā)著最永恒的人性的光輝。而“歐•亨利式的結(jié)尾”往往將關(guān)于人性善與惡的評判推向高潮，讓讀者們在情與理的抉擇中回味無窮。

二、善與惡的評判

在歐•亨利的小說中，對于主人公善惡難辨的描寫往往給故事帶來意想不到的戲劇效果?！妒姓蟾妗分械暮谌笋R車夫凱撒大叔（Uncle Caesar），一開始以一個“非洲強徒”的形象出現(xiàn)，強盜似地向故事中的“我“勒索過高的車錢。而隨著故事的進(jìn)程，凱撒大叔的另一面逐漸向我們展露。他曾經(jīng)是阿黛爾小姐父親的老傭人，如今卻是用自己趕車的錢來暗中接濟(jì)生活窘迫的阿黛爾小姐(Azalea Adair Caswell)。一面是帶著“那種貪婪而懷有敵意的神情”的“海盜”，另一面卻是忠心耿耿的老傭人：“‘She ain’t gwine to starve, suh,’ he said slowly, ‘She has reso’ces, suh; she has reso’ces.’” (歐•亨利，2010:237)“‘她不會餓死的，先生?！卣f?！薪訚?jì)，先生；她有接濟(jì)。’”（王永年 譯,2012:47）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看似矛盾，卻又天衣無縫地結(jié)合于凱撒大叔身上。面對艱難的生活和阿黛爾小姐悲慘的命運，本性善良的凱撒大叔不得不表現(xiàn)出他兇悍的一面。而最終故事的結(jié)局似乎又再一次將凱撒大叔推向了惡的邊緣。阿黛爾小姐的丈夫，一個游手好閑并且像吸血鬼一般壓榨阿黛爾小姐的卡斯韋爾少校(Major Wentworth Caswell)被人打死了。而“我”無意中在死去的卡斯韋爾少校手心里發(fā)現(xiàn)的牛角紐扣又暗示著凱撒大叔就是那個兇手?！拔摇睂⒑稳ズ螐模渴歉姘l(fā)還是隱瞞？這個問題同樣擺在每一個讀者面前。是遵從人性的直覺還是維護(hù)法律？小說中的“我”最終作出了他自己的選擇：”…as the train was crossing the bridge over the Cumberland River I took out of my pocket a yellow horn overcoat button the size of a fifty-cent piece, with frayed ends of coarse twine hanging from it, and cast it out of the window into the slow, muddy waters below.” (歐•亨利，2010:240)“當(dāng)火車駛過坎伯蘭河上的橋梁時，我從口袋里掏出一個黃牛角的大衣紐扣，約莫有半元銀幣那樣大小，上面還連著蓬散的粗麻線。我把它扔到窗外，讓它落進(jìn)遲緩泥濘的河水里?！保ㄍ跤滥?譯, 2012:51）可以說這樣的結(jié)局也暗示著作者本人基于人性做出的判斷。他在危機關(guān)頭仍然決定維護(hù)凱撒大叔保護(hù)阿黛爾的善意。相信這樣的選擇也會引起所有讀者的共鳴。凱撒大叔善良的本質(zhì)沒有被他敲詐約稿人時表現(xiàn)出來的狡黠遮掩，也沒有因為他打死卡斯韋爾少校而有所減損。相比之下，卡斯威爾少校這樣一個形象更能激起讀者們心中的憤怒，而他的死亡也讓人拍手稱快。殺人兇手這樣一個表象并不能抹殺掉凱撒大叔善良的本質(zhì)。他表面看似惡意的行為卻反映出他對于阿黛爾小姐最大的善意和最深的愛護(hù)。這樣一種人性的光輝反射出歐•亨利筆下的小人物們在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時，所表現(xiàn)出的合乎人性觀點的希翼，他們“使冰冷的摩天大樓散發(fā)微微暖意，使銅臭四溢的華爾街充滿人情味的芬芳，讓紐約麻木的人們看到‘冰冷’里美麗的善良之花，這就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夾縫中盛開的人性之花?！保ㄇ劐?/p>

與《市政報告》有所不同，《重新做人》講述的是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以盜竊保險柜為生的吉米•瓦倫汀(Jimmy Valentine)在離開監(jiān)獄后并沒有洗心革面，而是立馬重操舊業(yè)，又干起了撬保險箱盜竊的行當(dāng)?？墒且淮我馔獾南嘤觯尲讓Π材蓉悹栃〗悖ˋnnabel）一見鐘情，并由此展開人生全新的一頁：“Mr. Ralph Spencer, the phoenix that arose from Jimmy Valentine’s ashes – ashes left by the flame of a sudden and alterative attack of love – remained in Elmore, and prospered. He opened a shoe-store and secured a good run of trade.” (歐•亨利，2010:26) “一陣突如其來，脫胎換骨的愛情之火把吉米•瓦倫汀燒成了灰燼，從灰燼中重生的鳳凰拉爾夫•斯潘塞先生在艾爾摩爾安頓下來?！保ㄍ跤滥?譯，2012：159）洗心革面后的吉米做起了正當(dāng)生意，也收獲了自己的愛情。可是就在他與安娜貝爾結(jié)婚前夕，一次突發(fā)的狀況將吉米推到了一個進(jìn)退兩難的境地。安娜貝爾姐姐的女兒被鎖在了保險箱內(nèi)。危機時刻，吉米沒有絲毫的猶豫，冒著被大家識破的風(fēng)險，冒著失去愛情以及毀掉前途的可能，用自己以前盜竊的專門工具打開了保險箱，救出了小姑娘，然后坦然地走向一直在追捕他的警察。這樣一個結(jié)果讓人不勝唏噓。法律的制裁沒有給吉米帶來絲毫的改變，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卻能讓一個人鳳凰重生，重新走上正途。愛情讓他認(rèn)清了曾經(jīng)不堪的過去，也讓他意識到生命的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I’m making an honest living, and I’m going to marry the finest girl on the earth two weeks from now. It’s the only life,…the straight one. I wouldn’t touch a dollar of another man’s money now for a million.” “She believes in me; and I wouldn’t do another crooked thing for the whole world.” (歐•亨利，2010:27)“如今我老老實實地過活，兩星期后，我將同世界上最好的姑娘結(jié)婚，這才是生活，—正直的生活?，F(xiàn)在即使給我一百萬，我也不會去碰人家的一塊錢了。”“她相信我；我怎么也不會再干不光明的事了?！保ㄍ跤滥?譯，2012：160）這樣一個浪子回頭的形象讓讀者們相信其實善念一直存在于吉米的內(nèi)心深處。可能是人生境遇的原因讓他走上了邪途，而愛情的鼓舞又讓其內(nèi)心的真與善再次綻放。這就是人性的力量，可以在瞬間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軌跡，也同樣改變了故事的結(jié)局。故事的最后，前來拘捕吉米的警官在看到他的解救行為之后也悄然離去了。在人性的力量面前，法律也脫去了冰冷的外衣。在愛與寬容的關(guān)懷下，人性中向善的本質(zhì)得以激發(fā)。歐•亨利讓我們相信，人性比法律具有更為強大的改造力量。在他的筆下，一個個浪子在真情真愛面前幡然悔悟，重新走上正途。

在歐•亨利的故事中，人性中的善與惡并不是涇渭分明，非此即彼的。而這也正是對于復(fù)雜人性的最為真實的刻畫。在面對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時，迫于生活的壓力，他的主人公們也可能表現(xiàn)出暫時的失衡。而這種以愛為出發(fā)點的惡的表象往往最終以峰回路轉(zhuǎn)的姿態(tài)得到圓滿的解決。這樣的“歐•亨利式的結(jié)尾”其實也反映出作者本人對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一種堅持。

三、結(jié)語

歐•亨利一生顛沛流離，從事過各種工作，如會計，記者，辦事員，銀行出納等等。還曾因為盜用公款的罪名做了三年的監(jiān)獄。甚至在他的創(chuàng)作如日中天的時候，他也仍然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這樣的人生經(jīng)歷使得他非常了解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的人民的生活現(xiàn)狀。因此，他的筆端常常流露出對于這些小人物們深刻的關(guān)愛與同情。并且，這樣的同情并不是一種以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的施舍，而是一種發(fā)自肺腑的同甘共苦。當(dāng)然，歐•亨利對于人性，對于真情的歌頌并不意味著他對于法律和理性的唾棄。通過這些小人物們之間的真情真愛，歐•亨利旨在揭示出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種種虛偽，丑惡和痛苦，以及生活在下層社會中的人們的心酸與掙扎。通過講述他們的悲慘命運，歐•亨利其實在呼吁著更為公正，更為人性化的法律。因此，歐•亨利絕不是一個“玩弄小技巧而流于膚淺”的作家。他筆下所透露出的人性之美正是一個社會和諧發(fā)展的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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