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處境與堅守的力量——論陳映真在當代中國的際遇與意義

陳映真在當代臺灣文壇，甚至是中國文壇都是一個獨特而又巨大的存在。“臺灣鄉(xiāng)土文學的一面旗幟”“臺灣的魯迅”“臺灣的良心”“第三世界左翼作家”“海峽兩岸第一人”“現(xiàn)代的約伯”這些關鍵詞“熱鬧”地界定著陳映真的身份構建，也從不同方面反映著陳映真在當代中國的際遇。然而，面對一個真實豐富的陳映真，這種太過概括的概括又似乎缺少著一份生動性。當我們回歸陳映真的作品，同時反顧我們所處的時代會意外地邂逅了孤獨的陳映真，堅守的陳映真。同時，我們也在思考，陳映真的存在之于當代中國的意義到底在哪。

一、復雜的處境與孤寂的身影

陳映真是當代臺灣文學的一個重鎮(zhèn)。隨著兩岸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陳映真的作品也在大陸大量傳播。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國內地的許多讀者和中文系學生熟悉的臺灣作家是余光中、李敖、柏楊、龍應臺以及早已遷居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經(jīng)在內地風行一時，在公眾心目中幾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楊等人來說，陳映真顯得寂寞多了，甚至對于一般的讀者和社會公眾來說，很多人已經(jīng)把陳映真遺忘。

2009年9月18日“陳映真先生創(chuàng)作5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陳建功以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的身份發(fā)言，重提了贊陳映真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的稱譽。其他代表也對陳映真的思想、人格和作品進行了概括總結，表達了對陳映真的贊譽和欽佩。這基本上代表了大陸文壇、政壇對陳映真的認同與肯定。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這次研討會無論是臺聯(lián)、政協(xié)、作協(xié)這些國家機構的代表者們，還是代表獨立學術的學者們都偏重從陳映真堅定的民族立場，積極促進中國統(tǒng)一大業(yè)這方面加以表達。相比于從文學視角來解讀陳映真，這次研討會似乎更著重從政治視角、思想視角甚至是文化視角上對陳映真進行解讀。這也代表了大陸評論界對陳映真研究的一個傾向。

陳映真與內地的交往較為密切。1990年后，陳映真進出于中國內地，并長居北京出席各種社會活動和文學活動。陳映真自小受魯迅作品影響，他曾說“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他始終以一顆熱忱的中國心來書寫著大陸人在臺灣這一主題。陳映真的理想很大程度上寄寓彼岸的紅色理想之上，所以，陳映真對大陸的頻繁造訪在一定程度上有“尋根”的意味?？梢韵胂?，他對大陸的文化、文化界以及文化人，他是多么渴望能進行“同志式”了解、交流、探討。然而結果并不像他期盼中那樣?！氨砻嫔峡矗愑痴婷看蝸韮鹊?，差不多都受到來自官方的高規(guī)格禮遇。但在跟作家同行們進行交流時，則是另一種情形。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反差。”【1】

跟陳映真有過交流或接觸的大陸作家們的人生閱歷和文學觀念雖有不同，但他們對待陳映真時卻不約而同地表示出相似的態(tài)度。陳映真從這些大陸作家中找到的不是心靈的相遇感，而是倍感失落和孤獨。在80年代末的美國，他對阿城以“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nóng)民啊”來輕率地回答自己關于“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nóng)民”的問題表達了憤怒。在90年代的威海，他對張賢亮希望“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的調侃性的呼吁表示了憂慮。然而這些大陸作家卻把陳映真的嚴肅和認真當作笑話和段子來看來講述。他們對陳映真在思想上是抵觸甚至是冷嘲熱諷的態(tài)度，陳映真對理想的堅守、對現(xiàn)實的焦灼在他們看來卻成了刻板僵化和天真。一個為時代為人民的認真思考者、勇敢的戰(zhàn)斗者卻成了大陸精英們眼中的“孔乙己”，這難道這只是陳映真的悲哀嗎？我們在為陳映真嘆息的同時，更要分析和反思其背后的原因。

這里面有時代的、歷史的原因。那時候，中國內地剛剛告別文革和激進主義政治，“在文革后的大陸思想進程中，個人和人性等詞藻甚囂塵上，‘人民’成了偽概念，‘國家’、‘民族’淪為宣傳品。”[2]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人道主義、現(xiàn)代派、尋根文學思潮正方興未艾，一波接著一波，不僅是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憧憬著與西方接軌，高舉著思想解放的旗幟，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而陳映真呢，他所處的臺灣經(jīng)歷過政治專制和資本主義以及西方跨國企業(yè)對人從外部到心靈的擠壓，此時正如饑似渴地尋求能夠抗拒這種雙重擠壓的思想資源，中國內地被他當成了新的精神動力的目標。很顯然，他有點兒弄擰了。他不知道他感興趣的那些東西正是阿城們乃至整個內地社會避之唯恐不及和竭力要擺脫掉的，分歧和錯位便由此產(chǎn)生。

不過，如果把這種錯位僅僅歸結于兩岸歷史發(fā)展的差異，那么難免墮入歷史主義的窠臼。我們同時應該反思，應該從這種錯位中，探究其中蘊含的“中國意義”，探討陳映真在中國的當代語境中的存在意義。大陸當代文學在朝著個人化、個性化、現(xiàn)代化、文學化發(fā)展的同時，是否也遺失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的擔當。是不是越是在這種語境中，我們就更應該思考陳映真所具有的社會批判立場和懷疑精神的當代意義。

二、堅守的姿態(tài)與精神的救贖

陳映真是當代臺灣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之一。他的創(chuàng)作始終擁抱生活，關愛人間，以文字負起對社會責任的擔當。陳映真以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著他的文學觀，他認為任何有良心的中國文學工作者 “在未來的歲月中還是要把目光集中在對于人的解放，對于社會的關懷，對于國家民族的關注，為揭發(fā)和制止謊言，為服待于真理和自由而寫作、歌唱、抗議，用文學去安慰那些受踐踏和傷害的人們，去鼓舞那些更新喪失了信心的人，去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嘆息，和那些幸福的人一起快樂?！薄?】這種擔當社會責任、關注大眾生活、心中有愛、有人們、有國家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把文學當作思想和批判的手段”的樸素的文學觀不應該是我們當代人格外需要的精神食糧嗎？

馬爾克斯曾經(jīng)說過“只要我們還生活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上，不積極參與政治是一種罪過?！绷簳月曇策@樣表述過：“憂患是每一個關心著中國今天之命運的中國人的未泯的責任感。它客觀存在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麻木了的中國人的心態(tài)。這樣的中國作家，是麻木的作家。”[4]當代作家們不管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持何種立場，都有必要讓自己的思考和創(chuàng)作介入到錯綜復雜的社會進程當中去。用加繆的話說這是一種“義務兵役”。

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如潮涌來，不少作家舉起文學變革的旗幟，面對追逐實利、理想貶值的社會現(xiàn)實，面對多元共生、眾聲喧嘩的文學形態(tài)，陳映真的身影顯得那么寂寞與無力。然而寂寞中的堅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堂吉訶德們”在一個時代雖是少數(shù)卻又是不可少的。在文學關注市場、追逐名利、消解理想的時代，在學者甚至讀者懷疑文學的功用的時代，我們需要陳映真這樣的作家，他們能夠堅守在“文以載道”的立場上，繼承著魯迅傳統(tǒng)，相信著語言的力量，用手中的筆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爭取著權利與自由，給他們以心靈的慰藉和行動的力量

   陳映真正是以這種堅守的姿態(tài)實現(xiàn)著對中國當代作家的精神指引與救贖。每個作家都需要一個前輩和傳承，他們需要在魯迅、在陳映真這樣一雙嚴肅的假象的眼睛的注視下進行創(chuàng)作，這樣才能使他們在紛擾的文學大潮中不至于太過迷失。陳映真的堅守能讓他們在迷茫中看到榜樣的力量，得到近乎“解救”的答案。王安憶在《烏托邦詩篇》中回憶了每次在為自我的迷失而痛苦不知所措時，陳映真對她的“解救”：“我發(fā)現(xiàn)文學無從將我從經(jīng)驗中解救，我的文學沒有這樣的力量，我的文學充滿了急功近利的內容，它刻求現(xiàn)世現(xiàn)報，得不到回應它便失去了意義……我選擇了這個人作解救我的力量，我覺得他能夠解救我?！薄?】、“這年頭缺乏精神領袖，是最孤獨的年頭……對這個人的懷念可以使我勇敢地直面并超越”【6】。對很多中國當代作家來講，陳映真的堅守為他們提供了類似信仰的東西，這種精神的力量在信仰迷失的時代外化為當代作家們的精神圖騰，指引并支撐著他們在理想消解、信仰缺失的年代依然能高揚理想、堅守信念。所以陳映真對王安憶們的精神救贖的力量是意義重大的。陳映真的存在時刻鞭策著王安憶們，讓他們在思想上不至于墮入了懶散和匱乏的泥坑。

    陳映真自我反省的個性，對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的認真而嚴肅的思考，并不激越的浪漫而憂郁的風格，幾乎將戰(zhàn)后的臺灣的各種歷史的負擔都承擔于一身，并有意像魯迅一般“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下一代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的志愿，都具有為臺灣人民尋求自由之道的夢想。然而，他被刑囚十余年，被放逐到火燒島，他的聲音被聽到，卻不被理解。在眾聲喧嘩中，陳映真的聲音似乎顯得孤獨、沉寂。然而，這清醒冷靜的聲音終究被聽到，并引起越來越多的回響。理想國烏托邦已經(jīng)聽得熟而膩，但從來還沒實現(xiàn)，所以這個社會仍然需要像陳映真這樣的作家，他們懷著普世情懷，崇高信念，他們關注這個時代，又能堅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園，不被時代所劫持。他們行走在當代的文壇中，譜寫著動人的烏托邦詩篇。

 【1】劉繼明：《走近陳映真》，《天涯》2009年第1期。

【2】張重崗：《陳映真與彼岸的“革命”》，《華文文學》2008年第1期。

【3】宇文正：《訪陳映真新作〈歸鄉(xiāng)〉》，《聯(lián)合報》1999年9月22—25日。

【4】梁曉聲：《我看我想我論》，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

【5】【6】王安憶：《烏托邦詩篇》，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