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滅質(zhì)，博溺心”論略——文學論文

一、莊子“文滅質(zhì)，博溺心”說

“文滅質(zhì)，博溺心”出自《莊子·繕性》，唐成玄英《莊子注疏》：“繕，治也；性，生也?！雹佟翱樞浴奔礊楹B(yǎng)本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jié)，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nóng)、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梟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后去性而從于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zhì)，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莊子在此闡釋了德衰世亂的過程。他緬懷鴻蒙質(zhì)素的時代，認為古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最理想的生存狀態(tài)，當時人類與萬物為一體，尊天道而任自然，保持了生命與自然的和諧。而隨著時代推移文博附益，以致心質(zhì)滅溺，無法再返歸本真之美。

“文滅質(zhì)，博溺心”：郭象注曰：“文博者，心質(zhì)之飾也?！背尚⑹瑁骸耙牢臅钥飼r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zhì)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素質(zhì)；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心靈。唯當絕學而棄文，方會無為之美也?！雹谖馁|(zhì)是中國古代文論重要命題，春秋孔子就提出“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的觀點，提倡文質(zhì)平衡。不同于孔子中庸觀，莊子將文質(zhì)對立起來，認為上古之人法天歸真,無需文飾浮華?！肚f子·馬蹄》：“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他認為仁義禮樂是自然遭到破壞的產(chǎn)物。這與老子觀點一脈相承：“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孟子亦提出“人性本善”觀點：“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彼麄円恢抡J為人心本來是美善完整的，隨著世俗見聞的增長，心里便開始落上了俗世的塵埃。

此論雖有極端傾向，但卻深具啟發(fā)。莊子的觀點并非反對認知，而是一種對知識的超越。雖然他似乎矯枉過正的否定了“文”“博”的積極意義，但這也不是反文化的空想和消極的避世態(tài)度，而是一種對人類靈魂的深沉反思。

任何一種學說的出現(xiàn)都不是偶然的產(chǎn)物，而是與當時主流文化沖擊的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它作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反映了相當部分人對當時禮壞樂崩、戰(zhàn)亂紛紜社會的反思。而在自然性逐漸被社會性取代的整個人類文明史中，這種反思一直存在……

二、“溺心滅質(zhì)”說的詩學意義

詩歌是世界上最早出現(xiàn)的文體，從詩歌演進中，我們可以大體觀察到古代文學的發(fā)展脈絡。縱觀詩史，我們發(fā)現(xiàn)越遠古的詩越具詩性之美。而越遠古的人類信息知識卻越貧乏。古代造紙印刷沒有普及之前，民間知識流通多以口頭傳播為媒介，其傳播的數(shù)量、質(zhì)量都非常有限。但知之甚少的古人，卻可以吟誦出后世無法企及的千古絕唱。我們也許可以用“文滅質(zhì)，博溺心”來分析這一現(xiàn)象。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也?！碧斓卮竺酪栽娧灾?。中國古代詩歌的黃金時代始于周初而終于宋。從古樸的詩經(jīng)到縱逸的唐詩，雖質(zhì)文代變，但各具其美。而詩歌最美的時期，卻終結于文化盛極的宋代。宋文化空前發(fā)展，活字印刷術的出現(xiàn)，使文化知識得以大規(guī)模復制傳播，極大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也就是從這一文化大發(fā)展的階段開始，中國古代詩歌卻告別了它輝煌的歷史段落。

清劉熙載《藝概》：“文之神妙，莫過于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雹勰切┕糯姼枥镲w揚的文字，代表了人類對自由天性的終極追求，而當知識開始侵占人類的精神世界，天性之美便逐漸喪失，表現(xiàn)在詩歌里，再也產(chǎn)生不出震撼人心的大美之作。“文滅質(zhì)，博溺心”在唐宋詩對比中尤為明顯。唐宋詩的區(qū)別并非具體詩人的比較，而是各自代表一種典型的詩歌氣韻。如今唐宋詩優(yōu)劣莫衷一是，有人喜歡唐詩的空靈蘊藉；有人偏愛宋詩的雋永幽深，詩歌本體的多元化也要求我們包容宋詩的推陳出新并以不同視角加以欣賞。但從詩歌的本質(zhì)和審美價值來看，宋詩是無法望唐詩項背的。

唐代逍遙自適的詩風從來不乏天工之美。尤以太白為代表的盛唐詩興象玲瓏而韻致高遠。而李白奇幻浪漫的詩風深得莊子的神韻，他的古風（其二）寫道：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zhàn)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他向往古時雅正之音，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期待恢復“元古清真”。胡應麟稱:“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于工而無不工者。”④這種無意于工的逍遙自適，正是李白化“畫工”為“化工”的精髓所在。

而宋以后的詩歌則迥然不同，明顯缺少了自然天工、淳如天籟的“元古”之美。而這種新變，不僅是宋人有意為之，而是時代使然。宋代詩人學識豐富，詩多文人詩、學者詩，尤以蘇黃主導的宋代詩壇，一時“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蔚成風氣。他們以談理議事為習，以用典措辭為美，久之，則詩意漸消。

宋代詩人自知當世詩歌風雅不再，蘇軾在《次韻張安道讀杜詩》中哀嘆今不如昔：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zhuǎn)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chǎn)，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杰，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

蘇軾追慕古雅，卻無法改變“展轉(zhuǎn)崩壞”的詩歌走向，而且在詩風變異過程中，蘇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張戒《歲寒堂詩話》：“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⑤張戒認為漢唐詩無鐫刻之弊，遂成上品；而宋詩以論典為工，而詩意掃盡。自宋以后，詩歌走向“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的不歸之路。

通過唐宋詩的對比，雖然不能片面作結，但綜觀中外詩人、藝術家，無論如何才藝驚人，若缺少純粹之心，很難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杰作。詩性思維是一種童心思維，李贄童心說：“古之圣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雹拗赋鲎x書識理的兩種結果，讀書可以成就一個人的詩意童心，亦可摧毀之。但大多數(shù)人屬于后者。

三、“文滅質(zhì)，博溺心”的現(xiàn)實意義

人類在享受物質(zhì)文明的同時，生態(tài)環(huán)境卻日遭毀壞，人類起初的靈性和質(zhì)樸也隨著自然破壞漸趨消隱，元初的詩性智慧迅速被世俗知識取代而泯滅。

如果詩歌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映像，各時期的詩歌都是時代文明的縮影。今天的詩歌，已隨著信息爆炸時代的到來被驅(qū)逐出大眾的文化視野，浮躁的土壤里結不出詩意的果實來。如顧城說：“當我想成為詩人的時候，我就失去了詩。”

這是一個文學作品大量繁殖的時代，以小說為代表的網(wǎng)絡文學成了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而詩歌成了失寵的孩子，天性的詩心被催眠，詩歌變得陌生化，古代奉為大雅的詩歌，現(xiàn)在卻鮮有人問津。小眾的詩人與讀者群無論從創(chuàng)作質(zhì)量和欣賞水平上都無法重燃詩歌的生機。

今天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里，存在著數(shù)以萬計以文學研究為業(yè)的人群，眾多學子懷著滿腔熱情投身文學，卻發(fā)現(xiàn)文學的價值往往在研究中逐漸淡化，在那些定期出版的研究“成果”中,真正對文學生命有所貢獻的文字卻異常稀缺！其意義通常作為一個通行證，用后便棄之如敝履，在浩如煙海的論文世界里永久塵封?，F(xiàn)代文學制造出的大量理論，已經(jīng)與文學最初的本質(zhì)漸行漸遠。

談到文學的現(xiàn)狀，教育是不能避開的問題。儒家經(jīng)典《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泵鎸Α拔男牟还拧钡默F(xiàn)狀，教學改革呼聲從未間斷，但文學工具論卻始終占據(jù)主導地位，審美和人文的價值一直未被有效重視起來。一貫用西化的理性思維來解剖中國文學的內(nèi)涵，卻忽視了文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曾經(jīng)作為養(yǎng)心治性之學的文學，相當一部分似已變成莊子眼中“溺心滅質(zhì)”的“知識”。當然，這并非只是教育問題，整個社會大環(huán)境催促我們向知識靠攏。而對于現(xiàn)實的過多關注，會讓我們忽視心靈深處的探索與感動，在世俗知識與智慧迅速增長的同時，喪失了天地思考的本能。而這種思考，卻體現(xiàn)著人類生命哲學中的最高智慧。

若想復歸文學以生機，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莊子“文滅質(zhì)，博溺心”的意義，或許在古老的生態(tài)智慧中，可以解答今天文學的生存問題。當然，出于對古代蒙昧落后生存狀態(tài)的恐懼，復歸原初詩性世界終歸是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也不被普遍接受的夢想，但卻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審美理想始終存在，用以反思或者用來緬懷。

①②（晉）郭象，（唐）成玄英：《莊子注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97頁，第300頁。

③王水照：《歷代文話(六)劉熙載：藝概·文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5555。

④胡應麟：《詩藪·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頁。

⑤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0頁。

⑥李贄：《李贄文集·焚書·卷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