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巘“崇唐”觀念探賾

梁巘，生卒年不詳，字聞山，號松齋。安徽亳州人。乾隆壬午舉人，知四川巴東縣。晚辭官，主講壽春循理書院。工書，與錢塘梁同書、會稽梁國治有“三梁”之稱。其書法，點畫厚重，氣息貫通，脫盡當時董趙習氣。乾嘉樸學之風，已見諸鋒毫之端。 

《清史稿》稱梁巘“少著述”，只載其所作《評書帖》一卷。然除此之外，另有《承晉齋積聞錄》傳世。梁巘論書注重漸進之功，反對虛言神理。因深察歷代書法流變之失，他以既往歷史為關照，標舉唐人典范。在其書論之中，反復強調“骨氣”“勁健”，以唐書氣韻為準的。"崇唐"觀念可謂是梁巘審美價值取向中的核心要素。唐書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變化多端的筆法，展現(xiàn)出蒼茫、雄渾、郁勃的美感，這種風格特質深得梁巘的崇尚和推崇。 

一、重“神骨”

“學古人書，須得其神骨、魄力、氣格、命脈，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span>這句話彰顯了梁氏的審美祈尚和價值判斷標準。古名家論字，只講氣骨神韻、蕭疏古淡。梁氏認為“學書須臨唐碑，到極勁健時，然后歸到晉人，則神韻中俱有骨氣，否則一派圓軟，便寫成軟弱字矣。”其論書重“骨力風神”，即崇尚“沉著剛健”之意。所謂：“形質不健，神采何來”，神韻偏畸于內含，深藏于內，唯有用筆使墨方能外現(xiàn)，也就是“筋”“骨”“血”“肉”。其中，骨是人體之所以立，肌膚之所以附。其所展現(xiàn)的美學特質就是“果敢之力”。正如唐人所言“力謂骨體”，本質上“骨”與“力”相關。無力而不健，古人向來重視“骨力”。在梁氏看來，“骨韻”正是書法最為本質的內涵。他曾盛贊王鐸、張瑞圖二家，稱之因蘊有蒼老氣骨而必定傳之后世。

古人書法，或以神韻勝，或以沉勁勝，各盡其妙。梁巘論書思齊唐人，獨標風骨。《承晉齋近聞錄》中講“剛健”“劈實”等，皆是著眼于“骨相”。骨力已立，而形勢自生。如此，方能有強勁的生發(fā)張力和生命活力。對神采、骨氣的強調，無疑是一種“先質而后文”的標準。梁巘凡論列時人，皆以“骨格勁健”為準的。如“橫云山人王鴻緒，學董書，得執(zhí)筆法，腴潤有豐姿，然氣骨少弱，不能上追古人?！?/span>在他看來，時人書法之所以不能入古，是由“韻中無骨、油滑圓軟”所致。他雖批評程韋華的書法不能入格，卻稱贊其生硬處與古人相印，正是此意。梁氏對二王以來諸家，尤為推許歐陽詢、李邕，稱“初學必從北海、歐、褚入手”。他認為“《蘭亭序》《半截碑》身分最高，須從歐、李帖寫久方能臨摹得動。歐、李是風格沉勁著實一路的典范。相較而言，褚字骨含于內，全是一點筋力盤轉。梁氏認為其書不甚沉著，故藉古人之言，批評其有“浮薄后學”之意。

古人講究尊重物象的陰陽向背、剛健柔韌之理。筆力偏畸于瘦硬，其字格必然峻拔、堅挺。然一意橫撐，則易生板滯之氣。梁氏強調氣骨，但反對筋骨外露，氣勝張揚。在品評中唐諸家時，稱：“張從申所以不及北海者，從申一味生硬，北海已歸柔和”“徐季海書較李北海少乏生動，然其結實處正自相當，若蘇靈芝，遜徐季海遠矣”。在其看來，張從申、徐季海一味生硬，而蘇靈芝則濃肥太甚。肥則精神松懈，是缺乏筆力的表現(xiàn)。均不若李書，轉筆處沉著有力，筋骨相稱，剛健而遒厚。

“遒勁而流美，書法至此，蔑以加矣”。梁氏在崇尚“沉著剛健”的同時，主張濟之以“豐姿綽約”?！袄畋焙珣{氣力，拓開間架。若《蘭亭》《半截碑》，力大無窮，看去卻極靜，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學必從北海、歐、褚入手，全憑氣力，拓開間架，然后收到《蘭亭》《半截碑》上。”圓靜平和，若不著力的境界，才是“力”的指歸，其關捩是在于內美的充實

綜上所述，由沉著而風韻、由骨格而筋肉、由質而文都是梁氏“由唐溯晉”觀念的具體表現(xiàn)。其多立足于技術層面，如沉著即筆法規(guī)矩、骨格即間架結構。 

二、抉破紙兮撮破管

“力”的表現(xiàn)與法休戚相關。點畫要有力量，需要筆的出入取逆勢，筆畫中間部分要澀澀推進，這樣寫出來的點畫線條，即使纖細仍然能得圓厚。也就是米芾在《寶晉英光集》中說：“得筆則雖細如髭發(fā)，亦圓；不得筆雖粗如椽，亦褊?！?/span>

自宋至清的數(shù)百年間，閣帖屢經(jīng)翻刻，原帖真實面目已然不在。故而是否得法是關乎書法成敗的關捩所在，尤為重要。梁文山畢生致力于書，頗自詡執(zhí)筆得法。在《執(zhí)筆論》中，稱自己曾獲授筆法正傳之經(jīng)過。乾隆癸未，身為景山官學教習的段玉裁也向其虛心問以筆法。梁巘疾呼于當時筆法之衰頹，認為：“今人不得執(zhí)筆法，輒曰‘吾學《蘭亭》《圣教》’，而遂睥睨晉以后諸家為不足數(shù)。噫！果足睥睨否耶？”在《學書論》中他加以申說，稱：“學書大原在執(zhí)筆得法，法得，雖臨近代名人書亦佳，否則日橅鐘王，去之轉遠無益?！?/span>梁氏重視得筆，認為欲書應先學執(zhí)筆。《評書帖》中存錄其所作筆法歌廿八句，另撰有《執(zhí)筆論》。凡所引所論基本屬于書法的技法問題，涉及執(zhí)筆法、運筆法以及書寫工具的選擇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法的點畫、形質通過毛筆得以外化，其筋骨血肉皆是筆之所寄。是故，關于擇筆的問題歷來為書家所重。梁氏稱“書大字，筆鋒須瘦硬……觀東坡《羅池廟》、山谷《戲米元章帖》，皆瘦硬筆鋒所書，故或挫或提，肥瘦如意……古人軟筆書，須以硬筆臨之。”就風格與器用之間的關系而言，個人審美偏好勢必影響工具的選用。梁巘崇尚“勁健”，偏重于用硬毫筆。在《評書帖》中曾自述道：“吾用軟筆七八年，及至京師，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浮，終屬不沉著，不如用硬筆運以沉著蒼勁處，皆力透紙背。”由于羊毫性柔，其肌理不如硬毫爽健，若用之以求技巧的靈便，難免會出現(xiàn)書風的弱勢狀態(tài)，梁氏因而棄之不用。

古人認為，執(zhí)筆的要害在如何處理指掌的問題。究其大要，不外乎“指實掌虛”四字。梁巘曾教示段玉裁以執(zhí)筆之法，曰：“凡捉筆，以大指尖與食指尖相對，筆正直在兩指尖之間，兩指尖相接如環(huán)，兩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幾，肘圓而兩指與筆正當胸。”又《評書帖》中有云：“執(zhí)筆大、中、食三指宜死，肘宜活。”此法要求指實掌虛、掌豎腕平、肘腕并起。其目的即是在于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湊于指尖。梁氏以為唯有如此，力量才得以貫注筆端，字乃有力。這一執(zhí)筆法的特點是指腕僵硬，書寫之際更易體會到肩肘之力。元明以來，書寫尺幅漸趨展大，書家由此開始懸臂筆法的探索。對此，梁氏有著自己的體認。“筆管上向懷中入，下截筆鋒向外出。腕力挺住不須搖，轉運全在肘力熟。懸腕懸肘力方全，用力如抱嬰兒圓，勿令偏窄貼身邊。”這就是所謂的“懸臂回腕之法”，因筆鋒之使轉全在于肘運，用之不當恐不免落入遲滯之病。梁氏在《評書帖》中，又云：“下筆宜著實，然要跳得起，不可使筆死在紙上?！毙泄P之法的關鍵在于筆鋒。如若不是中鋒著紙、隨倒隨起的狀態(tài)，鋒毫很容易偃伏，點畫扁薄。段玉裁《述筆法》中記載了梁巘傳授其中鋒用筆一事。稱：“聞山又嘗曰‘如何謂之中鋒？此之謂中鋒，如此捉筆則筆心不偏，中心透紙，紙上颯颯有聲，直畫粗者濃墨兩分，中如有絲界，筆心為之也。不如此執(zhí)筆，則筆尖偏左，以筆頭在右著紙，紙上不能有聲，字成之后，左潤右枯，筆心不居中為之也?！?/span>無論是中鋒還是用逆，在有唐以來的書論中多有所及。然而為梁氏所用，皆是為了達到“留”的效果。《執(zhí)筆論》：“古傳執(zhí)筆法宜圓正中直而已，若手背稍內覆始著力，此法實余悟得，古人未曾道及?！?/span>據(jù)梁氏所言可見，這并不是當時流行的用筆之法。然其實所謂“手背內覆”，即是“殺鋒入紙”。其取“逆勢”的筆法觀念，實是胎息于唐人的頓、駐之法。

三、始于方整，終于變化

梁巘重視筆法，既肯定王鐸、張瑞圖諸家筆法雄厚，同時也指出結體謹嚴之于氣韻（質厚雄強）的意義。在他看來，王良常雖然執(zhí)筆未能得法，但結構穩(wěn)稱，無精神松懈之處，亦自屬一時好手。乾嘉之際，專尚董書者，襲其形貌而不求骨格。梁巘、翁方綱等對此頗有微詞，稱其“漸破觚為圜，慎之哉”，故而欲以方整、古拙之書來補救。

《承晉齋積聞錄》：“唐人書多碑版，凡碑版有格，欲取格之齊，故排兵布陣，方正端嚴，而法勝焉。”宋世諸家，雖然各據(jù)其勝，然以唐法繩之，則不無疏處。顏書謹嚴端方，勻稱穩(wěn)重，是唐楷趨于方正的典范。梁氏推崇顏體的“方正”，在《古今法帖論》中稱顏書結體“滿格而止，不使行間留余地”，又說“展促反正，大小合一，務期滿格，此顏法也”?！熬薄皣馈迸c“方”綰結在一起，是方體常見的審美屬性。字體近方者，往往具有嚴正、滿密、敦厚等美質。梁巘認為“學書得傳法，無功夫，亦不成家。”在他看來，能平正圓湛而后能古。初學分布，應始之于平正之法。

同時，“方正”意味著是取外滿態(tài)勢，予人以“寬博之美”。然這一特質，又使得顏書在一定程度上較為齊整。大者促令小，小者展令大，則易有拘懈之病。不善學者，多流于臃腫、穢濁。在梁巘看來，“《多寶塔》近俗，蓋必攢促圓整齊格，開后世佐吏之門”，這并非是偏狹之見，而是善于去取。館閣體以姿媚勻整為工，因通幅字體大小一律，安排做作，失之自然。梁巘批評顏書“古意已失，徒形寬懈，終非正格也”，是嫌其體勢過于規(guī)整，不愿拘泥于此。相較于顏、柳，梁氏更推崇歐書，認為“歐體隨其字體之長短寬狹，尤為近古。”正如《承晉齋積聞錄》中所言“王右軍字大小、長短、匾狹，均各還體態(tài)，率其自然。”所謂“古意”，其實就是“各盡字之真態(tài)”，大者開拓縱橫，小者緊鍊圓促。

梁巘認為緊嚴才是晉人氣韻之最重要體現(xiàn)。他認為《黃庭經(jīng)》字緊極，較《道德經(jīng)》更古。謹促則遒矣，是魏晉風神之所在。同時，“緊”即是茂密，意味著氣滿，是六朝一脈相承的古意。梁氏常以此來品論碑帖得失。如“歐陽信本《虞恭公碑》比《皇甫》更勝?！痘矢Α纷稚兴?，《虞恭公》更緊?！?/span>然，晉人之妙在于法度端嚴中，以蕭散為勝。他認為右軍《黃庭》原本，字有緊處，有疏處，無不各極其妙。這是險絕之后復歸平正的新境界。須融匯變通而出。梁氏稱：“結構之穩(wěn)適，撇捺之斂放，至《黃庭》已登絕境，任后之窮書能事者，皆無能過。然極圓渾蒼勁，又極瀟灑生動?！?/span>既知險絕，復歸平正，此一境界的“平正”最是難到。梁巘在《古今法帖論》中云：“《道因》《圭峰》如此結實，何嘗非唐碑中之赫赫者，一較大歐，丑態(tài)百出，并無穩(wěn)當處，可知古人作書之難也。終是虞、歐、顏、柳、褚、李諸公，絲絲入扣，在在穩(wěn)當，所以稱大家也?！?/span>

結語

乾嘉時期，由于真跡稀少，且多藏于內府，前人書跡主要通過摹刻和想象來傳承。因此，僅憑刻帖來評價前人風規(guī)是有難度的。在這種背景下，梁巘的“崇唐”觀念具有特殊的意義。他以唐人書法為典范，強調其“骨氣”和“勁健”，試圖通過唐法來矯正當時書法的流弊。他認為，只有以唐碑為法，才能祛除軟弱之病，以歸入晉人神韻。其“崇唐”觀念不僅是對當時書法風氣的反動，也是對歷史傳統(tǒng)的重新評價。他的理論對清代書風丕變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清代書法向唐碑的回歸。同時，他的理論也為我們理解乾嘉時期的書法風貌提供了重要視角。

文章來源：  《文化產業(yè)》   http://12-baidu.cn/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