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巘“崇唐”觀念探賾
梁巘,生卒年不詳,字聞山,號松齋。安徽亳州人。乾隆壬午舉人,知四川巴東縣。晚辭官,主講壽春循理書院。工書,與錢塘梁同書、會稽梁國治有“三梁”之稱。其書法,點畫厚重,氣息貫通,脫盡當時董趙習氣。乾嘉樸學之風,已見諸鋒毫之端。
《清史稿》稱梁巘“少著述”,只載其所作《評書帖》一卷。然除此之外,另有《承晉齋積聞錄》傳世。梁巘論書注重漸進之功,反對虛言神理。因深察歷代書法流變之失,他以既往歷史為關照,標舉唐人典范。在其書論之中,反復強調“骨氣”“勁健”,以唐書氣韻為準的。"崇唐"觀念可謂是梁巘審美價值取向中的核心要素。唐書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變化多端的筆法,展現(xiàn)出蒼茫、雄渾、郁勃的美感,這種風格特質深得梁巘的崇尚和推崇。
一、重“神骨”
“學古人書,須得其神骨、魄力、氣格、命脈,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span>這句話彰顯了梁氏的審美祈尚和價值判斷標準。古名家論字,只講氣骨神韻、蕭疏古淡。梁氏認為“學書須臨唐碑,到極勁健時,然后歸到晉人,則神韻中俱有骨氣,否則一派圓軟,便寫成軟弱字矣。”其論書重“骨力風神”,即崇尚“沉著剛健”之意。所謂:“形質不健,神采何來”,神韻偏畸于內含,深藏于內,唯有用筆使墨方能外現(xiàn),也就是“筋”“骨”“血”“肉”。其中,骨是人體之所以立,肌膚之所以附。其所展現(xiàn)的美學特質就是“果敢之力”。正如唐人所言“力謂骨體”,本質上“骨”與“力”相關。無力而不健,古人向來重視“骨力”。在梁氏看來,“骨韻”正是書法最為本質的內涵。他曾盛贊王鐸、張瑞圖二家,稱之因蘊有蒼老氣骨而必定傳之后世。
古人書法,或以神韻勝,或以沉勁勝,各盡其妙。梁巘論書思齊唐人,獨標風骨。《承晉齋近聞錄》中講“剛健”“劈實”等,皆是著眼于“骨相”。骨力已立,而形勢自生。如此,方能有強勁的生發(fā)張力和生命活力。對神采、骨氣的強調,無疑是一種“先質而后文”的標準。梁巘凡論列時人,皆以“骨格勁健”為準的。如“橫云山人王鴻緒,學董書,得執(zhí)筆法,腴潤有豐姿,然氣骨少弱,不能上追古人?!?/span>在他看來,時人書法之所以不能入古,是由“韻中無骨、油滑圓軟”所致。他雖批評程韋華的書法不能入格,卻稱贊其生硬處與古人相印,正是此意。梁氏對二王以來諸家,尤為推許歐陽詢、李邕,稱“初學必從北海、歐、褚入手”。他認為“《蘭亭序》《半截碑》身分最高,須從歐、李帖寫久方能臨摹得動。歐、李是風格沉勁著實一路的典范。相較而言,褚字骨含于內,全是一點筋力盤轉。梁氏認為其書不甚沉著,故藉古人之言,批評其有“浮薄后學”之意。
古人講究尊重物象的陰陽向背、剛健柔韌之理。筆力偏畸于瘦硬,其字格必然峻拔、堅挺。然一意橫撐,則易生板滯之氣。梁氏強調氣骨,但反對筋骨外露,氣勝張揚。在品評中唐諸家時,稱:“張從申所以不及北海者,從申一味生硬,北海已歸柔和”“徐季海書較李北海少乏生動,然其結實處正自相當,若蘇靈芝,遜徐季海遠矣”。在其看來,張從申、徐季海一味生硬,而蘇靈芝則濃肥太甚。肥則精神松懈,是缺乏筆力的表現(xiàn)。均不若李書,轉筆處沉著有力,筋骨相稱,剛健而遒厚。
“遒勁而流美,書法至此,蔑以加矣”。梁氏在崇尚“沉著剛健”的同時,主張濟之以“豐姿綽約”?!袄畋焙珣{氣力,拓開間架。若《蘭亭》《半截碑》,力大無窮,看去卻極靜,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學必從北海、歐、褚入手,全憑氣力,拓開間架,然后收到《蘭亭》《半截碑》上。”圓靜平和,若不著力的境界,才是“力”的指歸,其關捩是在于內美的充實
綜上所述,由沉著而風韻、由骨格而筋肉、由質而文都是梁氏“由唐溯晉”觀念的具體表現(xiàn)。其多立足于技術層面,如沉著即筆法規(guī)矩、骨格即間架結構。
二、抉破紙兮撮破管
“力”的表現(xiàn)與法休戚相關。點畫要有力量,需要筆的出入取逆勢,筆畫中間部分要澀澀推進,這樣寫出來的點畫線條,即使纖細仍然能得圓厚。也就是米芾在《寶晉英光集》中說:“得筆則雖細如髭發(fā),亦圓;不得筆雖粗如椽,亦褊?!?/span>
自宋至清的數(shù)百年間,閣帖屢經(jīng)翻刻,原帖真實面目已然不在。故而是否得法是關乎書法成敗的關捩所在,尤為重要。梁文山畢生致力于書,頗自詡執(zhí)筆得法。在《執(zhí)筆論》中,稱自己曾獲授筆法正傳之經(jīng)過。乾隆癸未,身為景山官學教習的段玉裁也向其虛心問以筆法。梁巘疾呼于當時筆法之衰頹,認為:“今人不得執(zhí)筆法,輒曰‘吾學《蘭亭》《圣教》’,而遂睥睨晉以后諸家為不足數(shù)。噫!果足睥睨否耶?”在《學書論》中他加以申說,稱:“學書大原在執(zhí)筆得法,法得,雖臨近代名人書亦佳,否則日橅鐘王,去之轉遠無益?!?/span>梁氏重視得筆,認為欲書應先學執(zhí)筆。《評書帖》中存錄其所作筆法歌廿八句,另撰有《執(zhí)筆論》。凡所引所論基本屬于書法的技法問題,涉及執(zhí)筆法、運筆法以及書寫工具的選擇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法的點畫、形質通過毛筆得以外化,其筋骨血肉皆是筆之所寄。是故,關于擇筆的問題歷來為書家所重。梁氏稱“書大字,筆鋒須瘦硬……觀東坡《羅池廟》、山谷《戲米元章帖》,皆瘦硬筆鋒所書,故或挫或提,肥瘦如意……古人軟筆書,須以硬筆臨之。”就風格與器用之間的關系而言,個人審美偏好勢必影響工具的選用。梁巘崇尚“勁健”,偏重于用硬毫筆。在《評書帖》中曾自述道:“吾用軟筆七八年,及至京師,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浮,終屬不沉著,不如用硬筆運以沉著蒼勁處,皆力透紙背。”由于羊毫性柔,其肌理不如硬毫爽健,若用之以求技巧的靈便,難免會出現(xiàn)書風的弱勢狀態(tài),梁氏因而棄之不用。
古人認為,執(zhí)筆的要害在如何處理指掌的問題。究其大要,不外乎“指實掌虛”四字。梁巘曾教示段玉裁以執(zhí)筆之法,曰:“凡捉筆,以大指尖與食指尖相對,筆正直在兩指尖之間,兩指尖相接如環(huán),兩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幾,肘圓而兩指與筆正當胸。”又《評書帖》中有云:“執(zhí)筆大、中、食三指宜死,肘宜活。”此法要求指實掌虛、掌豎腕平、肘腕并起。其目的即是在于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湊于指尖。梁氏以為唯有如此,力量才得以貫注筆端,字乃有力。這一執(zhí)筆法的特點是指腕僵硬,書寫之際更易體會到肩肘之力。元明以來,書寫尺幅漸趨展大,書家由此開始懸臂筆法的探索。對此,梁氏有著自己的體認。“筆管上向懷中入,下截筆鋒向外出。腕力挺住不須搖,轉運全在肘力熟。懸腕懸肘力方全,用力如抱嬰兒圓,勿令偏窄貼身邊。”這就是所謂的“懸臂回腕之法”,因筆鋒之使轉全在于肘運,用之不當恐不免落入遲滯之病。梁氏在《評書帖》中,又云:“下筆宜著實,然要跳得起,不可使筆死在紙上?!毙泄P之法的關鍵在于筆鋒。如若不是中鋒著紙、隨倒隨起的狀態(tài),鋒毫很容易偃伏,點畫扁薄。段玉裁《述筆法》中記載了梁巘傳授其中鋒用筆一事。稱:“聞山又嘗曰‘如何謂之中鋒?此之謂中鋒,如此捉筆則筆心不偏,中心透紙,紙上颯颯有聲,直畫粗者濃墨兩分,中如有絲界,筆心為之也。不如此執(zhí)筆,則筆尖偏左,以筆頭在右著紙,紙上不能有聲,字成之后,左潤右枯,筆心不居中為之也?!?/span>無論是中鋒還是用逆,在有唐以來的書論中多有所及。然而為梁氏所用,皆是為了達到“留”的效果。《執(zhí)筆論》:“古傳執(zhí)筆法宜圓正中直而已,若手背稍內覆始著力,此法實余悟得,古人未曾道及?!?/span>據(jù)梁氏所言可見,這并不是當時流行的用筆之法。然其實所謂“手背內覆”,即是“殺鋒入紙”。其取“逆勢”的筆法觀念,實是胎息于唐人的頓、駐之法。
三、始于方整,終于變化
梁巘重視筆法,既肯定王鐸、張瑞圖諸家筆法雄厚,同時也指出結體謹嚴之于氣韻(質厚雄強)的意義。在他看來,王良常雖然執(zhí)筆未能得法,但結構穩(wěn)稱,無精神松懈之處,亦自屬一時好手。乾嘉之際,專尚董書者,襲其形貌而不求骨格。梁巘、翁方綱等對此頗有微詞,稱其“漸破觚為圜,慎之哉”,故而欲以方整、古拙之書來補救。
《承晉齋積聞錄》:“唐人書多碑版,凡碑版有格,欲取格之齊,故排兵布陣,方正端嚴,而法勝焉。”宋世諸家,雖然各據(jù)其勝,然以唐法繩之,則不無疏處。顏書謹嚴端方,勻稱穩(wěn)重,是唐楷趨于方正的典范。梁氏推崇顏體的“方正”,在《古今法帖論》中稱顏書結體“滿格而止,不使行間留余地”,又說“展促反正,大小合一,務期滿格,此顏法也”?!熬薄皣馈迸c“方”綰結在一起,是方體常見的審美屬性。字體近方者,往往具有嚴正、滿密、敦厚等美質。梁巘認為“學書得傳法,無功夫,亦不成家。”在他看來,能平正圓湛而后能古。初學分布,應始之于平正之法。
同時,“方正”意味著是取外滿態(tài)勢,予人以“寬博之美”。然這一特質,又使得顏書在一定程度上較為齊整。大者促令小,小者展令大,則易有拘懈之病。不善學者,多流于臃腫、穢濁。在梁巘看來,“《多寶塔》近俗,蓋必攢促圓整齊格,開后世佐吏之門”,這并非是偏狹之見,而是善于去取。館閣體以姿媚勻整為工,因通幅字體大小一律,安排做作,失之自然。梁巘批評顏書“古意已失,徒形寬懈,終非正格也”,是嫌其體勢過于規(guī)整,不愿拘泥于此。相較于顏、柳,梁氏更推崇歐書,認為“歐體隨其字體之長短寬狹,尤為近古。”正如《承晉齋積聞錄》中所言“王右軍字大小、長短、匾狹,均各還體態(tài),率其自然。”所謂“古意”,其實就是“各盡字之真態(tài)”,大者開拓縱橫,小者緊鍊圓促。
梁巘認為緊嚴才是晉人氣韻之最重要體現(xiàn)。他認為《黃庭經(jīng)》字緊極,較《道德經(jīng)》更古。謹促則遒矣,是魏晉風神之所在。同時,“緊”即是茂密,意味著氣滿,是六朝一脈相承的古意。梁氏常以此來品論碑帖得失。如“歐陽信本《虞恭公碑》比《皇甫》更勝?!痘矢Α纷稚兴?,《虞恭公》更緊?!?/span>然,晉人之妙在于法度端嚴中,以蕭散為勝。他認為右軍《黃庭》原本,字有緊處,有疏處,無不各極其妙。這是險絕之后復歸平正的新境界。須融匯變通而出。梁氏稱:“結構之穩(wěn)適,撇捺之斂放,至《黃庭》已登絕境,任后之窮書能事者,皆無能過。然極圓渾蒼勁,又極瀟灑生動?!?/span>既知險絕,復歸平正,此一境界的“平正”最是難到。梁巘在《古今法帖論》中云:“《道因》《圭峰》如此結實,何嘗非唐碑中之赫赫者,一較大歐,丑態(tài)百出,并無穩(wěn)當處,可知古人作書之難也。終是虞、歐、顏、柳、褚、李諸公,絲絲入扣,在在穩(wěn)當,所以稱大家也?!?/span>
結語
乾嘉時期,由于真跡稀少,且多藏于內府,前人書跡主要通過摹刻和想象來傳承。因此,僅憑刻帖來評價前人風規(guī)是有難度的。在這種背景下,梁巘的“崇唐”觀念具有特殊的意義。他以唐人書法為典范,強調其“骨氣”和“勁健”,試圖通過唐法來矯正當時書法的流弊。他認為,只有以唐碑為法,才能祛除軟弱之病,以歸入晉人神韻。其“崇唐”觀念不僅是對當時書法風氣的反動,也是對歷史傳統(tǒng)的重新評價。他的理論對清代書風丕變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清代書法向唐碑的回歸。同時,他的理論也為我們理解乾嘉時期的書法風貌提供了重要視角。
文章來源: 《文化產業(yè)》 http://12-baidu.cn/w/wy/32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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