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五部單行本學術著作評議

金岳霖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哲學史上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他一生著述豐贍，有五部單行本學術著作行于世，這是就他所撰寫具有獨立完整主題的書稿說，不包括后人編的各類文集。其中四本在他生前出版，另一本在他去世三年后由學生為他整理出版。

一、《T.H.格林的政治學說》

最早的一本是金岳霖的博士論文《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ill Green》（《T.H.格林的政治學說》），1920年9-10月由紐約的W.D.GRAY出版社出版，這篇論文是在他導師鄧寧（William A. Dunning）指導下完成的。鄧寧是美國20世紀上半葉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撰寫的三卷本《政治思想史》至今仍是經(jīng)典之作。金岳霖剛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讀碩士時就選了鄧寧的《政治學說史》，聽完這門課，對政治學說史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碩士一畢業(yè)便跟著鄧寧讀博士。從今天的眼光看，金岳霖這篇博士論文是做人物，做人物有個好處，就是能夠比較集中地圍繞人物來閱讀文獻，不像做問題，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領域、人物、流派。關于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如何選題，金岳霖是不贊成做中國題目的，原因也簡單，導師是外國人，一般不懂中國的學問，指導不了。金岳霖在晚年回憶中特別點了胡適的名，因為胡適的博士論文題目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lt China》，他認為胡適可能是留美學生中論文寫中國題目的鼻祖，開了個不好的頭。

對這本最早出版的博士論文，金岳霖好像并沒有把它當回事，晚年回憶時說只寫了三本書，《邏輯》、《論道》和《知識論》?；蛟S在他看來，博士論文還算不得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書，而只是他兩年博士生涯的一個總結。另外還可能跟上世紀2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政治學博士的畢業(yè)規(guī)定有關，規(guī)定要求博士論文必須先出版，才可答辯，因此這本書的誕生純粹是博士畢業(yè)規(guī)定的結果，而非金岳霖主觀上想要出版。不過今天來看，這都不重要了，我們要了解金岳霖的早期學思歷程，繞不開此書。賀麟在參加金岳霖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56周年大會所做的發(fā)言中對這部著作有過簡單評介：“金老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一位偏重康德的新黑格爾主義者T.H.格林的政治思想。格林注重分析人們形成認識的邏輯條件，在政治上他雖然反對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剝削，是當時六大激進派之一，但他認為國家主權建立的基礎是‘公意’。金老的論文首先指出格林的政治思想為神秘主義所籠罩，但是金老也部分同意格林對于批判休謨的分析和論證。這說明金老青年時代就注重對政治思想的研究?！睆慕鹪懒夭┦空撐拇_實可以看出，他這時已經(jīng)接觸到休謨，但這個接觸還僅限于休謨的政治學思想，而且還是作為闡釋T.H.格林政治學思想的一個配角，到了1922年他讀到《人性論》之后，才可謂在哲學上正式跟休謨結緣。

二、《邏輯》

第二本《邏輯》，原是金岳霖在清華授課的講義，1935年由清華大學出版部印行，1936年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正式出版。金岳霖是1926年進入清華大學接替趙元任講邏輯，到這本書出版時他差不多已經(jīng)教了十年。因此，這本書也可以看做是他在講義基礎上用十年時間不斷完善而成的，不過他對這本書并不滿意，直言和《論道》、《知識論》相比，寫得最糟糕。該書一共四個部分，他對第三部分“介紹一邏輯系統(tǒng)”尤其不滿，認為有不少錯誤。殷海光曾對此做過系統(tǒng)更正，不過金岳霖沒看到，所以也無法判斷殷海光改的是否對。關于這一部分，金岳霖在書的序言中說：“第三部介紹新式邏輯，全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直抄?！痹诘谌糠制鹗滋幩纸淮骸斑@一部分在原書中分為好幾部分，共一百六十余命題，第一節(jié)僅抄六十余命題?！边@里說的原書或直抄的對象就是羅素和懷特海合著的《數(shù)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書，也就是說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紹《數(shù)學原理》的邏輯系統(tǒng)。斯洛文尼亞學者揚·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在論文《“清華邏輯學派”：數(shù)理邏輯在清華》中給出了《邏輯》第三部分對《數(shù)學原理》的具體引用和介紹情況：“在關于《數(shù)學原理》的介紹性章節(jié)中，他介紹了《數(shù)學原理》?1.1到?2.67節(jié)的命題。在專門討論原子命題和類演算以及關系演算的章節(jié)中，他概述了《數(shù)學原理》?10到?14節(jié)的大部分內(nèi)容，但完全忽略了?12節(jié)，該節(jié)專門討論備受批評的可歸約性公理和謂詞函數(shù)。最后，金岳霖還總結了《數(shù)學原理》專門研究類和關系演算理論的部分，即?20到?23節(jié)的命題。正如徐義保所指出的，金岳霖略去可歸約性公理表明，他非常了解近年來哈佛進行的討論和奎因?qū)υ摴淼呐u。”揚·弗霍夫斯基提到的金岳霖對哈佛大學30年代關于邏輯學爭論的了解，其實也反映在金岳霖從哈佛訪學回來之后幾年內(nèi)所發(fā)表的一系列相關論文中，譬如1933年10月5日發(fā)表在《大公報·學界思潮》上的論文《彼此不相融的邏輯系統(tǒng)與概念實用主義》，該文評論了C.I.劉易斯的概念實用主義思想，認為即使在邏輯范圍內(nèi)有不同的或不相融的系統(tǒng)，以適用為選擇的標準，也不足以成為“概念實用主義”的一個新證據(jù)。另外還有1933年11月發(fā)表在《哲學評論》上的論文《范圍的邏輯》，1934年1月發(fā)表在《The Monist》上的論文《Note on Alternative Systems of Logic》，1934年4月發(fā)表在發(fā)表在《清華學報》上的論文《不相融的邏輯系統(tǒng)》，均聚焦于相關爭論。當然，緣起還要追溯到1931年底他利用休假時間到哈佛大學從謝弗（H.M.Sheffer）學邏輯。

關于《數(shù)學原理》這本書，金岳霖是1922年在倫敦游學時讀到的，讀后使他認識到對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如果能夠進行很精深的分析也是哲學，這一基本哲學觀的確立也使他徹底告別政治學而轉向哲學?？梢赃@么說，在思想上與羅素的相遇，使金岳霖的智識生活發(fā)生了“突變性”轉折，有點類似于羅素在1900年撰寫《數(shù)學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陷入困頓遇到意大利數(shù)學家皮亞諾 （Giuseppe Peano） 時的感覺——“a turning point in my intellectual life”。這本《邏輯》今天可能已經(jīng)沒人再把它當教材用了，但作為現(xiàn)代邏輯在中國早期傳播時期的重要文獻，它仍值得我們關注，尤其是令金岳霖極不滿意的這個第三部分，它見證了老一輩哲學家在數(shù)理邏輯引介及教研方面的拓荒之功，《左傳》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此之謂也，今天中國的數(shù)理邏輯已經(jīng)得到了蓬勃發(fā)展。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金岳霖在《邏輯》的序言中建議教師授課時可以完全忽略第四部分，他這樣說并非告訴大家這一部分沒有價值，而是說這一部分不像前面幾部分涉及到對傳統(tǒng)邏輯及《數(shù)學原理》邏輯系統(tǒng)的介紹，這一部分是作者對邏輯及各種邏輯系統(tǒng)所作的哲學思考，從邏輯教學上說，不講這一部分也沒大問題，是這個意思。時移而勢易，價值亦有所嬗變，如今這個第四部分對我們研究金岳霖早期的邏輯思想及邏輯觀來說，倒成了最不可忽略、最有價值的部分，而前面那些教材及紹介性質(zhì)的內(nèi)容則隨著邏輯學的進步顯得有些陳舊了。

三、《論道》

第三本《論道》，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金岳霖自認為寫的最滿意的一本書，是一部形上學著作。雖然建國后的特殊時期，他寫下《<論道>一書的總批判》一文，對《論道》進行了全面的否定，但絲毫不妨礙這本書的價值。所以，到晚年撰寫回憶錄時，他才道出關于此書的真實心聲，稱這本書是他最滿意的作品，這也可以看做是對《<論道>一書的總批判》一文的翻案。在金岳霖的“哲學三書”中他之所以最滿意這本，我想大致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這本書以“酒瓶裝新酒”的手法極富創(chuàng)造性地把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判斷和命題從具體內(nèi)涵到邏輯關系都進行了全新改造，并摶塑起來建構了一個符合現(xiàn)代邏輯的道演體系，這是金岳霖哲學思想中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部分；第二可能跟他在這本書上所寄托的情感有關，據(jù)馮友蘭回憶，金岳霖寫《論道》的時候，他在寫《新理學》，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當年9月他們隨清華大學南遷到長沙，10月份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并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1月他們從長沙到了衡山腳下的圣經(jīng)學校，這是臨時大學文學院的所在地，他們就在這開始撰寫各自的著作，其時他們的內(nèi)心都郁結著一種悲憤之情，當時有人問金岳霖為什么用“論道”做書名，金岳霖回答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馮友蘭這一段回憶使我們了解到金岳霖寫《論道》時的心境與情感，也明白了金岳霖在《論道》序言中反復申說“道”作為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以及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概念之意味。不過，關于《論道》最初開始撰寫的時間，并不是馮友蘭提到的1937年末，目前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1936年9月以前金岳霖已開始撰寫此書的相關內(nèi)容，因為1936年9月《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上刊載了金岳霖的論文《道，式，能》，這大致就是《論道》第一章的內(nèi)容。在1936年12月和1937年3月，金岳霖分別還有兩篇論文《可能底現(xiàn)實》和《現(xiàn)實底個體化》發(fā)表在《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和第3期上，這大致是《論道》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內(nèi)容。所以，1937年9月離開北京前，金岳霖至少已經(jīng)完成了《論道》前三章的內(nèi)容。

《論道》出版后，金岳霖十分渴望聽到學術界的反饋，但很可惜，只有林宰平站在儒家立場上表達過一點反對意見，其他幾乎沒有任何聲音，這讓他非常失望。有一次他對馮契說：“《論道》這本書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點反應都沒有。沒有評論，……也沒有人罵！”馮契安慰他后，隨即提出了自己對于《論道》的看法，表示不太同意《論道》緒論中關于“知識論的態(tài)度”和“元學的態(tài)度”區(qū)分的提法，認為認識論還應該研究智慧學說，并討論“元學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養(yǎng)”等問題。金岳霖聽了馮契的看法后說：“我的《知識論》確實只講知識經(jīng)驗領域，即名言世界；你說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脫相、非名言所能達的領域，理智無法過問，只好交給元學去探討……。不過，你的話也有道理，可能還更接近中國傳統(tǒng)哲學?！辈⒐膭铖T契循著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師生二人圍繞著《論道》敞開心扉的這段討論，堪稱兩類哲學頭腦（abstract mind和concrete mind）展開學術對話的典范，其精彩程度讓我想到了古希臘那對著名師生——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以及亞里士多德那句名言：“我愛我?guī)?，我更愛真理”，誠哉斯言。時隔八十年，《論道》早已是學界公認的經(jīng)典，很多專業(yè)學者對這本極具原創(chuàng)性的作品表現(xiàn)出濃厚興趣，不斷展開深入研究，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真正有價值的書早晚會被看到。

四、《知識論》

第四本《知識論》，1948年12月中旬完稿，寄送商務印書館，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出版，建國后，在1959年6月曾作為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印制內(nèi)部發(fā)行，直到1983年11月才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因此，出版時金岳霖已是耄耋之年，更確切地說，是在他離世前一年。能看到自己一生中花費精力最多、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出版，金岳霖十分激動，他在書的序言中說：“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毙蜓灾兴€回顧了這本書誕生的艱難過程：“這本《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箲?zhàn)期間，我在昆明時已經(jīng)把它寫完了。有一次空襲警報，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邊的蛇山躲著，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報解除后，我站起來就走。等到我記起時，返回去稿子已經(jīng)沒有了。這是幾十萬字的書，重寫并不容易?？墒牵弥貙?。到了1948年12月12日或14日，我又寫完了，交給了商務印書館。這已經(jīng)是解放前夕，沒能出版?！吨R論》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正是這段自述，世人才知道這部70萬字的大書他竟寫了兩遍。據(jù)馮契回憶，金岳霖在昆明寫這個第一稿時條件極為艱苦：“當時在后方，沒有稿紙，連白報紙也沒有，金先生把薄薄的油光紙拆裁成練習薄那么大小，用毛筆按橫行自左至右書寫，寫成幾十萬字的著作。我大概是第一個學生，有幸系統(tǒng)地讀他這部油光紙的手稿，有幾章，是他一脫稿就交給我讀的?！迸芫瘓髞G的就是這部油光紙手稿。據(jù)金岳霖1941年5月20日致梅貽琦信，可知他即將赴李莊利用一年的休假時間撰寫《知識論》，大綱已經(jīng)擬好。從李莊返回昆明后，1942年9月27日，金岳霖再就《知識論》撰寫情況致梅貽琦信，匯報這一年的研究情況，談到原打算利用這一年時間把書寫完，但由于各種原因，預計的16章只完成了11章，寫了三十多萬字。而據(jù)朱自清1943年5月8日日記，這天他讀了金岳霖《知識論》的《語言》一章，《語言》是后來出版的《知識論》（總17章）的第15章，雖然我們不完全清楚這個第15章在金岳霖原計劃16章中的位置，但很顯然相比于1942年從李莊休假剛回來時的撰寫進度，金岳霖又大幅向前推進了幾章，而這也十分接近于完稿了。

第一稿丟后，如金岳霖所言，欲重寫并不容易，尤其是這樣一部幾十萬字的書。但幸運的是部分章節(jié)的主要內(nèi)容在丟失之前已經(jīng)發(fā)表在相關雜志上了，譬如：發(fā)表在1943年《圖書季刊》新第4卷第1、2期合刊上的論文《意念底摹狀與規(guī)律》，這是《知識論》第七章的相關內(nèi)容；發(fā)表在1943年7月《哲學評論》第8卷第2期上的論文《歸納總則與將來》，是《知識論》第八章的相關內(nèi)容；發(fā)表在1943年11月《哲學評論》第8卷第4期上的論文《自然》，是《知識論》第九章的相關內(nèi)容；發(fā)表在1944年5月和7月《哲學評論》第9卷第1期和第2期上的論文《思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知識論》第六章的相關內(nèi)容。所以重寫也并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基礎，不是完全從零開始?？偟膩碚f，這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完成的哲學作品雖然沒有被及時出版，也沒有被翻譯成外文并參與到西方哲學論爭中，但它的誕生本身就已經(jīng)為中國哲學家的學術能力在世界哲學界正名，展現(xiàn)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學家就具備在對思辨能力有較高要求的分析哲學領域游刃有余地進行長程推理和高水平系統(tǒng)研究的能力。這本《知識論》同《論道》一樣，也已經(jīng)成為學界公認的中國現(xiàn)代哲學經(jīng)典之作，并且至今國內(nèi)還未有學者寫出一部整體上超越此書的知識論著作。

五、《羅素哲學》

第五本《羅素哲學》，是在金岳霖去世后，他的學生周禮全、馮契等對手稿組織整理，后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該書也可以說是金岳霖的遺著。金岳霖動手寫這本書的時間比較早，據(jù)周禮全為該書作的序言，金岳霖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就開始寫了，花了四五年時間完成初稿，之后在北京還專門組織人就這個稿子開過討論會。不過接著十年動亂，全國上下都卷入到了運動中，金岳霖沒機會再對稿子進行修改，1978年局勢穩(wěn)定后，他也已年過八旬，沒精力改了，所以《羅素哲學》到出版時基本還是初稿的樣子。不過馮契為該書撰的跋談到，他們在整理過程中對書的第一章有所刪節(jié)，對其他各章的個別字句有所訂正，也即這本《羅素哲學》最后出版時已不是金岳霖手稿的原貌了。目前因為看不到全本的手稿原文，無法一一比照，不清楚整體來說這個改動到底多大。

不過，1978年的《哲學研究》有一期刊載了金岳霖的論文《評羅素的所謂追求“永恒的真理”》，論文題目腳注為：“本文選自金岳霖寫的《羅素的哲學》專著中第一章一節(jié)?！庇纱丝芍?，《羅素哲學》一書原名是《羅素的哲學》，出版時才去掉“的”改為《羅素哲學》。這個書名變化跟羅素那本《數(shù)學原理》的書名變化相映成趣，《數(shù)學原理》的前身名字叫《數(shù)學的原理》。不過，從《羅素的哲學》到《羅素哲學》，主要是涉及到出版時的一些刪節(jié)和訂正，而從《數(shù)學的原理》到《數(shù)學原理》，則涉及到從自然語言到符號語言的方法論轉變，這又是二者的根本不同。所以，第一個重大改動，我想應該是題目的變化。另外，我在對比《評羅素的所謂追求“永恒的真理”》和已出版的《羅素哲學》第一章相關內(nèi)容后，發(fā)現(xiàn)不少改動存在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改動并不必要，還有一些改動則存在錯誤。比如第一段中，金岳霖原文“羅素出身于一個政治家庭?！痹凇读_素哲學》中被改為“羅素出身于一個貴族家庭?！彪m然羅素家本身確實是一個貴族家族，爺爺父親都有爵位，但這么改與后面幾句話的語境就對不上了，因為后面談到羅素祖父當過兩次英國首相，父親年輕時競選過議員，祖母也曾要羅素從政并曾安排他去做駐外使館的外交官，這都是主要突出他家庭的政治性的特點，而非貴族的一面。還有第四段中，金岳霖原文引用了一個概念“熱寂說”（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這是發(fā)現(xiàn)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開爾文（Lord Kelvin）所提出的一個宇宙學假說，在《羅素哲學》中被改為了“熱滅論”，這也是不必要的，因為“熱滅論”這個譯名并不常見，也可以說幾乎沒人用，而“熱寂說”則是通用的常見譯名，更改通用譯名很容易引起歧義，增加理解的成本。第八段中，在談到羅素從小喜歡歐幾里得幾何學時，金岳霖原文用了一個概念“公設”，在《羅素哲學》中被改為了“公式”，這就錯了，公設意指幾何學中無需證明的基本定理，公式則不然，它是反映變量之間關系的式子，二者不是一個概念。其他地方還有不少，這里不再贅述了?？偟膩碚f，這些改動在我看來，多數(shù)是不必要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金岳霖這部著作能按原貌出版，這對研究金岳霖晚年哲學思想來說，也是有益的。

文章來源：  《河南經(jīng)濟報》   http://12-baidu.cn/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