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學衡”—— 從“學衡派”和“五四新文化派”的論爭談起

魯迅于《估<學衡>》中說：“夫所謂《學衡》者，據(jù)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fā)表的勇氣?！雹亵斞钢詫Α皩W衡派”如此輕蔑，主要是因為他把“學衡派”和以往的國粹派（如康有為、嚴復、林紓等人）等量齊觀，認為他們字句尚且不通，更談不上“昌明國粹”。

“學衡派”從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魯迅、胡適等人的指責，而由于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派”在長期的“五四”史研究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學衡派”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的60多年中，一直被目為守舊派的代表之一。之后，隨著對魯迅評價的祛魅化，“五四”神話的消解，以及新國學熱的升溫，學界才開始重新評估“學衡派”。人們不再認為“學衡派”是“反動派”或“守舊派”，而視其為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保守主義者”②。在這中間，也不乏有人對“學衡派”以過于理想化的提升，然而問題并非這么簡單。本文擬從“學衡派”的主張和立場、“學衡派”與“新文化派”之間的論爭以及“學衡派”未切中“新文化派要害的原因等方面進行整理，以厘清“學衡派”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

一、“學衡派”的主張和文化立場

“學衡派”因《學衡》雜志得名，《學衡》創(chuàng)刊于1922年1月，由吳宓擔任總編輯。長期以來為《學衡》撰稿者不下百人，但真正有影響、足可稱為靈魂和核心的則是吳宓、梅光迪、胡先骕、湯用彤、柳詒徵等。

事實上，在《學衡》創(chuàng)刊時，新文化運動已從高潮走向尾聲?？陀^地講，在“五四”時“新文化派”始終沒有遇到強勁的對手?！拔逅摹睍r期，面對強大的“新文化派”，傳統(tǒng)陣營的“守舊派”們的反抗猶如蚍蜉撼樹，林紓以及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等在與魯迅、胡適等人的較量中均敗下陣來。而“學衡派”的出現(xiàn)，使得“五四新文化派”終有了一個真正的對手。

 “學衡派”雖然是傳統(tǒng)文化的維護者，卻不是一味抱殘守缺的遺老遺少，其理論基礎不是儒家傳統(tǒng)文化，而是美國學者歐文·白壁德的新人文主義?！皩W衡派”的幾大主將吳宓、梅光迪、胡先骕、湯用彤等都曾留學哈佛，受教于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興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正是在一戰(zhàn)的廢墟上，白璧德展開了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白壁德所攻辟的，正如吳宓翻譯的《白壁德之人文主義》所云：“即此種毫無管束，專務物質及感情之擴張之趨勢也?！雹垡虼?，白壁德主張建立“物質之律”與“人事之律”相互協(xié)調的社會文化秩序。與此相應，在文藝思想上，白壁德也有著強烈的維護傳統(tǒng)文化的使命感，他追求一種和諧的古典審美理想，希望向傳統(tǒng)文化尋求一種恒定的價值標準。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不僅與《學衡》諸公的思想有頗多契合之處，更為他們提供了思考文化、學術問題的國際視野。這種思想上的洗禮，注定了“學衡派”不會再像當時的“守舊派”那樣坐井觀天，固步自封。

或許有人會反駁，如果吳宓、梅光迪等人沒有就讀于哈佛，不受白璧德的影響，就不會形成“學衡派”的思想。事實上，梅光迪、吳宓、胡先骕三人皆出自傳統(tǒng)的士大夫家族，自幼深受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梅、胡二人早歲曾應童子試，得秀才之名，后又相繼加入“南社”，與國內舊文人保持密切聯(lián)系，胡先骕更是尊林紓為師。到美國后，梅光迪在留學之初亦與新文化運動者一樣深受盧梭學說的影響，卻又始終感到惶惑不安，終于棄之而去，改宗白璧德的人文主義。因此，并非是白璧德塑造了《學衡》諸人的思想，而是某些已初步形成的想法使他們主動選擇了白璧德。

二、“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化派”的文學論爭焦點

1、傳統(tǒng)文化的存廢問題：

“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化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存廢傳統(tǒng)文化，尤其集中在文言文與白話文上。

以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派”對傳統(tǒng)文化持否定態(tài)度，主張全盤拋棄，代之以更符合時代發(fā)展趨勢的新文化。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認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雹軈清祫t在《論新文化運動》中針鋒相對地指出，應對“物質科學”與“人事之學”加以區(qū)別：“物質科學以積累而成，故其發(fā)達也，循直線以進，愈久愈詳，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學，如歷史、政治、文章、美術等，則或系于社會之實境，或由于個人之天才，其發(fā)達也，無一定之軌轍，故后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⑤

胡適主張廢除文言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視文言文為“死文字”，在后來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中明確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胡適的主張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時過境遷再看時，就顯露出他的急功近利和些許的偏激。相比之下，“學衡派”偏愛文言，他們認為文言文通達高雅，是成熟的溝通工具。但“學衡派”并不全盤否定白話，如胡先骕認為，文言與白話的區(qū)別，不在古今而在雅俗，文學的死活應由其自身價值而定，而不能由所用文字的古今而定?！皩W衡派”對文言文也并非持完全贊同的態(tài)度。易峻就認為，“蓋白話文因其詞句組織之平易解放，活動自由，故其表現(xiàn)作用，有較文言文之須受法度聲律等拘束，為易于騁其奧衍曲折之致，以達其透切深密之旨，而能明白曉暢者，此殆可公認。”⑤（《評文學革命與文學專制》）

但“學衡派”的觀點也存在著誤區(qū)：他們忽略了文化的進步不是傳統(tǒng)自然發(fā)展的結果，而是批判和超越傳統(tǒng)的結果。重繼承而輕批判與超越，成為“學衡派”的致命傷。而且，在新文化運動已走向尾聲、白話文已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情形下，“學衡派”仍堅持文言文，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這也是其多年來被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2、西方文化的取舍問題：

“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化派”對待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也顯然受到了各自文化觀的影響。

“學衡派”不同于當時的“國粹派”、“守舊派”，他們并不否認吸收西方文化對于建設新文化的重要意義。如梅光迪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中云“歐西文化，亦源遠流長。自希臘以迄今日，各國各時，皆有足備吾人采擇者”。⑤

然而“學衡派”推崇的是西方古典文化，而“新文化派”信服的則是西方現(xiàn)代文化。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中指責“新文化派”對待西方文化未加深入，不知審慎選擇，指責“新文化派”“取材則惟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鳩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⑤，而“學衡派”主張“務統(tǒng)觀其全體”，“輸入歐美之真文化”，特別是新文學，絕不應當專學西洋晚近之思潮流派。

但“學衡派”指責“五四新文化派”在對待西方文化上以偏概全、不夠深入，其實他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學衡派”還是“新文化派”，都不能稱作嚴格意義上的“文化整體主義”，因為二者都是以自己的“一偏”來抵消對方的“一偏”。

三、“學衡派”未切中“五四新文化派”要害的原因

初讀《學衡》，讀者可能會被“學衡派”的精湛造詣、細致的論述和為求真理的態(tài)度所吸引，他們諸多關于傳統(tǒng)文化及西方文化的論述，在今天讀來仍不失精彩，這也正是“學衡派”的學者們令人敬佩之處。但緣何“學衡派”一直處于邊緣性的地位，仔細考察便會發(fā)現(xiàn)，這是因為“學衡派”并未真正切中“新文化派”的要害。

“學衡派”諸人都更擅長于文學理論，但他們的文學作品卻數(shù)量甚少，而且他們的創(chuàng)作均未從根本上走出傳統(tǒng)文學的大格局。更重要的是，“學衡派”對其論敵的文學作品也是相當陌生的，他們寫的很多論文都未真正觸及其所要批評的文學作品的具體內容，僅僅是泛泛而談。如《學衡》第一、二期連續(xù)刊發(fā)胡先骕的《評<嘗試集>》，胡先骕以一個植物學家的眼光，采用科學的統(tǒng)計分類法將胡適的《嘗試集》一一肢解，全面予以否定。這篇論文洋洋兩萬字，列出的標題有八個，所涉及到的問題也特別多，而真正涉及到胡適的《嘗試集》中的具體詩作的內容，卻屈指可數(shù)。

由于“學衡派”并不熟悉新文學的實際創(chuàng)作情況，所以他們在與“五四新文化派”的論爭中所堅持的一系列文學思想就成為了與現(xiàn)實錯位的空洞的立論。

四、小結

與“學衡派”相比，“五四新文化派”盡管激進大膽，卻符合狂飆突進的時代要求?！拔逅摹毙挛幕\動的積極價值遠大于它的消極意義。而學衡派的主張雖然溫良穩(wěn)健，在那個文化激進主義成為主流的特殊時期，終究顯得不合時宜。然而，現(xiàn)代學術史、文化史如果缺少了“學衡派”，“五四新文化派”就可能走向更偏激、更危險的境地?！皩W衡派”的功績，正在于糾“新文化派”之偏，補“新文化派”之缺，成為“新文化派”的諍友和論敵。

總之，“學衡派”反對的是胡適、陳獨秀等人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派”，而非反對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化。雖然“新文化派”的理論主張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建設起了非常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中國現(xiàn)代文化并未完全按照“新文化派”的理論預設而進行，而是各種主義、流派、思潮的整合，而“學衡派”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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