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我國社會結構性風險防范與治理機制研究

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明確地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揭示了我國社會發(fā)展中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深刻地反映了現(xiàn)階段我國物質與文化生產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鴻溝。要解決這一矛盾，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邏輯起點，做好經濟新常態(tài)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型風險防范為應對策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頂層設計、腳踏實地。

1  社會結構性風險

結構性風險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在資源占有、社會成員組成方式、社會關系格局中產生的風險，反映了社會各領域的深刻矛盾。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等各領域都實現(xiàn)了的跨越式發(fā)展，而急速地發(fā)展使得國家社會的轉型步伐更為急促，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問題上容易出現(xiàn)互相牽扯的結構性風險。

本文以社會結構性風險為關鍵詞使用萬方數(shù)據(jù)庫進行搜索發(fā)現(xiàn)，對于社會結構性風險的研究從1999年開始呈現(xiàn)逐步上升的趨勢，研究熱度從2014年至2017年間急速上升，在2017年達到峰值。以往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對于社會結構性風險進行了研究與論述。劉巖與宋爽從現(xiàn)代社會的結構特異性角度出發(fā)，對現(xiàn)代社會存在的風險的特機構特征進行了論述，分析了在社會風險控制時所面臨哪些困境，并提出了要從制度的構建著手、輔以風險文化的營造來規(guī)避和走出社會的結構性風險困境。而我國的社會進入轉型期與深化改革期時，許多學者提出要以系統(tǒng)的思想治理社會結構性風險，對社會結構性轉型進行了分析，提出要突破單一制度治理的掣肘，從源頭對社會結構性風險進行防范與治理。以趙倫為代表的學者則從政府治理的角度闡述了社會結構性風險評估，認為風險評估能促使結構性風險問題的解決能從以往單一化的政府管理向全社會協(xié)作治理，是社會結構性風險的防范、治理的有效機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根本矛盾轉變的新時期的社會結構轉型進行了分析，采用風險評估理論對轉型時期可能出現(xiàn)的結構性風險進行了評估，并以此為起點提出了新時期中國社會結構性風險防范與治理機制。

2  中國新時期的結構轉型

經濟轉型既是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動態(tài)變化的過程，經濟轉型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大經濟體的發(fā)展當中。首先經濟轉型是一個變化階段，由于上一階段的發(fā)展達到了一個瓶頸，其內在生產要素的組合不能適應不斷更迭出現(xiàn)的新矛盾，舊的經濟結構不能對經濟增長提供推動力或是拖后了發(fā)展的步伐。此時就要進入經濟轉型階段，生產要素的配置向更優(yōu)化的方式轉變，生產要素水平提升，某一地區(qū)或國家逐步向另一種經濟制度、經濟體制轉變，或是推出新的政治政策、向某一發(fā)展方面?zhèn)戎兀@就是經濟轉型的動態(tài)階段。而作為結果的經濟轉型是指，經過了一階段的動態(tài)變化，經濟結構、經濟制度完成了從舊模式到新模式這一轉變的結果。經濟轉型的階段性和相對穩(wěn)定結果在整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不斷交替進行，促進生產要素的重組升級、生產率水平提高，推進社會的經濟文化不斷發(fā)展。目前我國從高速發(fā)展走到了經濟發(fā)展緩速的新常態(tài)，本章就中國新時期的結構特征進行了剖析。

2.1  人口、家庭結構轉型

社會生產活動的要素主要包括了勞動力、資源、資本，而勞動力是財富創(chuàng)造的根源，人口的數(shù)量決定了勞動力數(shù)量，人口結構決定了勞動力質量。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在本世紀初，中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了較低的水平，而隨著計劃的推行和經濟社會發(fā)展、人民受教育水平提升，生育率在今年持續(xù)走低，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實現(xiàn)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再生產類型的轉變。當前我國人口在數(shù)量上呈現(xiàn)下滑的趨勢，在結構上也呈現(xiàn)出較大的變動，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在總人口中占比縮減，而全人口勞動參與率升高。

人口數(shù)量結構的變化也引起了我國家庭結構的變化。第一，家庭的規(guī)模逐步轉向小型化，以父親、母親、孩子為核心群居式的家庭比例不斷下降。第二，由于地域間人口流動以及人們婚戀價值觀的變化，家庭的類型除了核心家庭、小家庭外，還出現(xiàn)了丁克家庭、漂泊家庭等多種類型的家庭類型。這些家庭結構的出現(xiàn)說明了隨著經濟發(fā)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年輕一代的自主意識逐步增強，也揭示出社會文化走向差異化、多元化。

2.2  社會階層結構變遷

城市化的進程加速了我國經濟的發(fā)展，也帶了我國人口的大量流動，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也發(fā)生了更深刻的變化，原本由“工人階級、農名階層和知識份子”構成的三階層的社會結構有了更復雜的形態(tài)，形成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職業(yè)代替以往的政治身份、戶口身份成為了新階層劃分方式。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差異化也日益凸顯，主要表現(xiàn)在階層話語體系、結構形態(tài)、等級秩序三個方面。階層結構變化主要具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階層結構固化趨勢明顯，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出現(xiàn)劇烈的變動，人們的社會地位在此過程中升降沉浮，而隨著資源財富的劃分，社會的結構呈現(xiàn)僵化的趨勢，各階層之間在城市內以居住區(qū)域未劃分，以消費模式為間隔，在意識上有明顯的階級概念。第二，中層階層人口向下流動多，而向上流動率降低。除了階層之間有明顯邊界以外，階層間的流動也逐漸減少，向上流動的通道少，代際間階級常常呈現(xiàn)復制式的結構流動，寒門貴子現(xiàn)象向較于以往更難出現(xiàn)。當前，社會上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等現(xiàn)象就是屬于代際間階級復制的結果。

3  新時期中國轉型面臨的結構性風險評估與防范

重大事項社會穩(wěn)定風險評估制度和機制，是新時期預防社會風險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政策手段和主要制度工具。隨著我國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的階段，全面深化改革進入到了攻堅期與深水期，在這特定的歷史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都在進行著轉型，轉型的過程中蘊含著著機遇同時也處處危機四伏，要想破解危機把握機遇，就要首先對新時期中國轉型面臨的結構性風險進行評估。

3.1  風險評估理論

要防范和治理風險的前提是對于風險有可靠的評估，根據(jù)評估結果對癥下藥。風險評估屬于行政決策的范圍，其基本理論依據(jù)來源于行政決策理論當中的“行為理論”、“決定論”。由于在風險評估的過程中包含了抽象的決策過程和決定的決策行為，這三個理論能將集抽象與綜合一體的評估以縱向的角度進行認知并突出其特出性質。

行為理論綜合了應用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門學科，是在古典管理理論的基礎上研究個人和群體行為成因，從需求層次、強化理論、期望理論三個層面預測個人與群體可能出現(xiàn)的行為。社會是人的集合，社會的發(fā)展根本在于人的行為，社會轉型中的可能存在的結構性風險根本來源于人的不良行為。通過行為理論能對行政權力相關者的行為進行分析、預測，從而對可能出現(xiàn)的風險進行評估，對已經出現(xiàn)的風險分析個人行為的原因，以達到風險評估、預防和治理的目的。

決定論起源于哲學中的拉普拉斯信條，其核心概念是“因果論”，即有因必有果。換言之，任何結果無例外地都是由相應的原因所決定的。決定論關注的是一個接著一個發(fā)生的系列事件、這些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產生的必然結果。風險事件的發(fā)生是結果，而決定論是通過回溯過程，發(fā)現(xiàn)整個風險事件發(fā)生的環(huán)節(jié)，并找出這些事件與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為風險事件的評估提供因果的視角和依據(jù)。

3.2  新時期中國轉型面臨的結構性風險評估

首先，“制度惰性”導致適應性改革受阻。新時期我國的結構轉型是一場深刻的從制度出發(fā)的社會變革，這意味著傳統(tǒng)的、不適應社會發(fā)展的制度體系逐步地解體，而代之一種全新的更優(yōu)化的制度體系，而這一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伴隨著不斷地試錯、改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個領域可能會就制度內出現(xiàn)的漏洞“鉆空子”，滋生了一系列的異變現(xiàn)象。并且在“鉆空子”的過程中，會出現(xiàn)部分既得利益者持續(xù)地阻礙修復制度漏洞，曾經的改革者便有可能反對進一步的改革以維持利益的獲取。這些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會產生奧爾森提出的“制度硬化癥”，本應進一步出臺的更完善的政策由部分漏洞獲益者的阻礙、反對而不能推行或出來，而漏洞的問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子凸顯，造成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

其次，主體責權劃分不明。在制度的更替階段，必然伴隨著各主體的責任和權力的重新劃分，由于制度完善是循序漸進地過程，責任與權力的劃分在一定時期內可能出現(xiàn)交替、重合或是空缺。一些風險事件的責任主體害怕承擔事件的后果彼此推諉，整個制度系統(tǒng)應變能力受到極大的削弱，并在風險事件發(fā)生后為自己的不作為找尋制度劃分不明上的借口，為逃避責任貼上“有理有據(jù)”的標簽。比如：當田偉冬等五人坐了17年冤獄之后，審判長只是如此致歉：“你們的案子公檢法都有責任?！边@一方面表現(xiàn)出當年的審判監(jiān)督程序不夠完善，更深層次的緣由在于審判委員會“集體負責”意味著個人無責，責任的劃分不明使得許多人利用責權的結構復雜性逃避責任，最終導致了結構性風險。

最后，多方責任主體形成 “利益藩籬”。由于主體責權的劃分不明、“適應性”改革受阻，多發(fā)責任主體為了維護個體的既得利益，甚至聯(lián)合形成“利益藩籬”“利益共同體”等多種形式的反改革群體。他們通過手中以獲取到的公共權力向外部兜售公共資源以獲取個人利益，并形成復雜的利益結構鏈條，規(guī)避風險責任的承擔和責任追究，導致改革進程陷入僵局。例如常見的“官商勾結”編制出的黑色非法利益集團，官員用巨額資金行賄升官，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不法商人謀取利益，這一現(xiàn)象既是風險責任追究困境的生成原因，又是風險責任追究困境的結果。

3.3  構建基于新時期結構性風險評估的防范機制

要想及時防范與治理好中國新時期轉型面對的風險，要充分地借鑒國內外成功轉型的經驗，吸收轉型失敗的教訓，在“行為理論”“決定論”的理論基礎上，構建一套新時期中國社會結構性風險防范與治理機制。

3.3.1  把握時機，健全風險分配機制

在制度更替的時期是風險事件滋生的溫床，同時也是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最好的時機。一旦問題出現(xiàn)要及時地對問題作出反應，分析問題的成因、潛在危險，提出解決方案。而要充分地把握時機的前提是有一套健全的風險分配機制，這能有效地破解結構性風險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健全風險分配機制時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風險的責任分配與權力分配要在公平正義、和平民主的基本原則下進行。具體而言就是要確保社會風險主體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主要包括人身自由權、財產安全權以及政治使命權等等。保障主體基本權利是維護社會的基本秩序，是發(fā)揮個體能動性的前提條件，在這一前提下，還要合理地分配社會資源和財富，提升公眾對于風險事件的承受能力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結構的抗風險水平。第二，要充分考慮社會分層在風險分配中的作用。由于當前社會分層日益明顯，階層結構鴻溝加大，風險分配也存在著“馬太效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具體而言就是在整個社會中，擁有更多財富的階級抗風險能力更強，而下層階級抗風險能力弱，而一旦遭遇風險事件，財富有可能會更多地從下層階級轉移到上層階級。第三，要統(tǒng)籌兼顧、整合各種配套機制，發(fā)揮社會各部門和公民的主觀能動性，構建起更為完善和公平風險分配機制。

3.3.2  建立健全復合的治理機制

復合的治理機制比單一化的治理更具有靈活性和有效性。當前的中國是落后和現(xiàn)代一體的國家，風險呈現(xiàn)出高度的復雜化，新時期的發(fā)展轉型也是社會分配機制、生產要素重組等多重維度的重構，單一化的治理機制已經無法滿足如此復雜轉型的需求，必須要建立健全的復合治理機制。要做到治理主體多元化，引入政府、非政府等組織的治理形式，調動起企業(yè)、個人等民間治理主體的積極性，融合多方力量共同治理；其次，要實現(xiàn)橫縱全面覆蓋的跨越式治理，要抓住農村治理、城鎮(zhèn)治理兩條命脈，政府治理一條主線，在多領域內實施治理；第三是要實現(xiàn)治理關系合作互補、治理目標及時有效以及個人的主體地位的提升等。通過以上三條路徑建立健全的復合治理機制，理順風險的內在結構性關系，對癥下藥，社會結構性風險的防范與治理就水到渠成了。

4  結語

新時期我國社會發(fā)展面臨各方面的轉型，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容易滋生一系列結構性風險，阻礙變革的進程。把握時機，健全風險分配機制，以及時地發(fā)現(xiàn)和防范風險；建立健全復合的治理機制，釋放社會各治理主體活力，以有效地治理結構性風險。

本文來源：《企業(yè)科技與發(fā)展》：http://12-baidu.cn/w/qk/21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