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藩王文化生活與地方社會

一、王府建筑與城市景觀塑造

山西就藩有三位藩王，晉王就封于太原，代王就封于大同，沈王就封于潞州。藩王就藩到山西，王府與城市緊密關(guān)連起來。以晉藩為例，洪武三年，因為朱棡封為晉王，需要就藩于太原，因此擴建舊城并修建晉王府。洪武四年，開始修建晉王府與太原城。“晉王相曹興上言三事:‘一、建晉王府于太原古城,筑城之役…王府鼓手欲選民間少壯 ……’。上謂省臣曰:‘興言筑城之役…參以太原、平陽、潞州諸衛(wèi)軍士…’。”洪武十一年，以晉王府占地為王府標(biāo)準(zhǔn)。“洪武十一年秋七月乙酉, 工部奏諸王國宮城縱廣未有定制, 請以晉府為準(zhǔn)…制曰可”。晉王府占地493畝，有學(xué)者計算僅晉王府就超過整個太原城的六分之一。自東向西，晉王府與山西布政史司、太原府衙位于太原中軸，橫穿而過。除此之外，太原府城中還有包括寧化王府、平陽王府、河中王府等十八位郡王的的府邸，可以看出晉藩在太原的占有相當(dāng)大的一片地方。這就足以說明僅藩王府邸就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對城市景觀的塑造。

在府邸外觀方面，《明會典》規(guī)定了王府建置的重要元素，即宮殿廳堂的規(guī)格、顏色、裝飾，如屋頂上綠釉瓦片和影壁上龍形紋飾。山西大同代藩遺存的彩釉“九龍壁”，這一現(xiàn)象并非并非孤例，現(xiàn)存襄陽的“九龍壁”就是出于襄陽王的宮殿。這些現(xiàn)存的王府遺跡已經(jīng)成為各自城市的重要旅游景點。

王府對宗教建筑的修繕也對城市景觀的塑造做出了重要貢獻。以晉藩參與崇善寺和雙塔寺的建造為例。

崇善寺，這一由朱?興建，于1381年動工，1391年竣工的建筑群本質(zhì)上是一座全新的寺院。此后的方志之所以把這所寺院置于山西省其他所有佛教寺院之上，不是因為它的規(guī)模，而是由于它和藩王家族的親近關(guān)系。有現(xiàn)存的碑文證實了這所寺院對于晉藩持續(xù)不斷的重要性。其中的兩篇碑文可以追溯至1563年，記載了崇善寺的修繕；第一篇為孔天胤所作，孔氏原籍山西，在外省升任要職，此處卻對他的家鄉(xiāng)不吝贊美之辭：“而雄藩劇鎮(zhèn)列其中，高衙大縣臨其上?！钡诙氖且詴x王本人口吻所撰，細(xì)數(shù)該寺院如何為“我始祖恭王所建”，以向其慈母“報恩”，并且祈愿她能長壽。碑文明確表示修繕?biāo)略旱馁Y金來自封國中眾多的長史，羅列了長長的名單，這使得寺院得以修繕一新，美輪美奐，包括新佛像、彩繪及鐘鼓。在碑文末尾，晉王響亮地陳詞：“此我祖上所建、所遺，予當(dāng)所敬、所愛，思不衰者以垂石?！?/span>

雙塔寺，最初只有為“文運”而興建的文峰塔。后根據(jù)風(fēng)水堪輿學(xué)的算法，太原是西北“高”，東南“低”；當(dāng)?shù)厥看蠓蛘J(rèn)為這一地區(qū)的“文運”因此流向東南，以此解釋了為何當(dāng)?shù)厥孔釉诳婆e考試中相對表現(xiàn)平平，而與此同時東南方向的江南士子卻金榜題名。這座文峰塔，坐落在太原城墻東南角，意在阻擋“文運”的外泄。直到晉穆王朱敏淳于1608年興建了永祚寺，將該塔納入其中，并修建了第二座塔，即宣文塔?！靶摹笔侨f歷皇帝篤信佛教的母親慈圣宣文皇太后尊號的一部分，用以表示她對于建塔的資助。雖然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如今太原城內(nèi)早已高樓聳立，永祚寺的雙塔在其中也不能嶄露頭角。但是，在過去的幾百年之間，每當(dāng)有人在太遠(yuǎn)城外眺望，他能見到的建筑就必定會有永祚寺的雙塔。顯然這進一步加強了晉王在地方景觀塑造上已然十分顯著的影響。

天龍山佛寺，在靖安王朱胤龍撰寫的碑文中，他稱天龍山是“晉陽至藩襟也”，還提及：“始祖晉恭王分茅晉國，歷覽封域，觀茲山之奇勝，又從而增修之”，在之后的碑文中既提及到募捐的僧侶香客，還有晉太妃和晉王。在山西長治，規(guī)模盛大的上黨廟會是由沈王開啟的。沈王敬獻了一尊對于祈雨十分靈驗的玉帝像，每年農(nóng)歷六月二十四日到月底都會被請出來。在山西北部的佛教圣地五臺山，因為是文殊菩薩顯靈之地，也是就藩于大同的代王的供奉對象。就連山西省重要的文化場所----晉祠，在殿身檐前的彩繪也融入了晉王府的因素，也只有晉藩才能通過他們的威望完成在晉祠建筑群的修繕工程。由此可以看出，在與各種形式的宗教的互動中，很多寺院都留下了藩王的印記。

二、社交活動與社會景觀塑造

王府不僅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還是藩王社會交流的物質(zhì)載體。而藩王的社會交流卻是構(gòu)建整個社會景觀的一部分。明代藩王的社交對象主要是宗室、文人士大夫以及宗教人員。

山西的宗室頗多，十六世紀(jì)中期有封號的男女宗室成員接近5000名，整個山西宗室成員有封號的9965名。至1600年，宗室成員有20000多人，整個山西的宗室成員超過200000人。據(jù)嘉靖《山西通志》載，山西人口有3889043人，以此比例平均每二十人就有可能有一位宗室成員，平民百姓遇見宗室比遇見官員的概率還高。而晉王府的面積占整個太原府城的六分之一，再加上其他十八位郡王的府邸，藩王及宗室的居住面積就占了太原府城很大的一部分。雖然這些藩王并非平均分布在太原府城，多數(shù)郡王的的住宅集中在府城東部晉王府的附近，但是在藩王之下的將軍、校尉、姻親廣泛分布于太原府城，這就導(dǎo)致每位太原居民附近有很大概率住著一位宗室成員，當(dāng)宗藩們的交流、訪問、祭祀、集會之時，這些藩王宗室，儀仗隊伍，仆從隨從招搖過市，出行大街小巷，在太原生活的居民肯定會見過這種場面，鼓鑼聲、叫喊聲、嬉笑聲充斥期間，想不引人注目都難。雖然這些藩王給地方財政造成了難以承受的負(fù)擔(dān)，但是這些藩王出行生活卻是明代社會景觀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這種重要性遠(yuǎn)非統(tǒng)計數(shù)字可以表達清楚的。

王府園林是宗藩與士大夫交流的重要場所。張翰在游覽西安秦王府邸的《西游記》中這樣描繪王府園林“每謁秦王……得縱觀臺池魚鳥之盛。書堂后引渠水為二池，一栽白蓮，池中畜金鯽魚……，尤為佳麗。”

其他藩王也會建立園林，《皇明祖訓(xùn)》嚴(yán)禁在王府之外修建“離宮別殿”及游玩去處，也因此園林會建在王府之內(nèi)。除秦王外，還有江西益王朱翊吲“廣著臺苑，招致賓從”。西安永壽王、臨潼王及保安王都以園林和假山、水池聞名，這些水池引自龍首渠和通濟渠，龍首渠穿過四位郡王府邸，通濟渠流經(jīng)五位郡王。沈藩中的旁支稷山王就曾建立“葵園”還得到一位進士--楊任斯的稱贊。這表明藩王在主動參與地方上水資源的掌控，是為了修建園林，從而提供一個宗室和士大夫交友往來的一個場所。藩王雖然被禁止在王府內(nèi)部，但是他們的生活生活并非完全封閉的，藩王與文人士子在府中定期聚會，進行文化娛樂活動，也有不少的士子文人在王府中任職，藩王和長史之間并非主仆而是互相尊重且比較親近的。1474年《山西通志》中有一位編修人員-尹洪就任晉王府右長史。山西沈藩中沁水王也是如此，“博雅工詩，喜士往來，多布衣交”。

墓志注定要跟死者一起入土，并非為生者所作，因此通常只能在下葬之時才能目睹。它們往往由德高望重的文人士子所撰，這進一步說明士大夫和宗藩兩個群體的往來甚多。貴池郡君的墓志銘就是劉安所書，她是代藩廣靈榮虛王的孫女。劉安是大同人，進士出身，任職奉議大夫長史司長史、陜西布政司布政使，在碑文中對該郡君不吝贊揚，也宣揚了他本人及家族與代藩的關(guān)系。這些墓志表明了社會關(guān)系，而在王室妃嬪的例子中也是如此，這些家族應(yīng)該會熱衷于向所有人展示他們與藩王權(quán)勢的社會交往。因此，作于1519年沈康王第九子王妃的墓志銘告訴我們李氏王妃“世為潞之望族”。

藩王的陵墓給婚姻紐帶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jù)，而聯(lián)姻也是明代藩王家族與地方社會往來互動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與藩王和宗室成員相來往的的還有宗教人員。這些宗藩會對府邸或者城市周圍的寺院道觀等進行資助，并且在府邸與寺院之間往返，當(dāng)然他們也可能有伴隨的隨從儀仗隊伍。

三、文化活動對社會景觀的塑造

藩王府邸珍藏著豐富的書籍、繪畫、書法作品等，這使得藩王府邸成為各自的文化傳播中心。對現(xiàn)存山西太原晉王府藏品的出色研究已證實，明初藩王們所收藏的畫作大部分來源于早期的皇家收藏。班宗華在姜一涵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鑒定了33件早期書法和繪畫的真品，上有晉府的各式鈐印，其中15件同樣有著明初皇家內(nèi)府收藏的半印“司印”，表明他們也是明太祖給晉王的賞賜。王府是主要的書籍文化中心,通常擁有藏書眾多并且意義重大的藏書樓。明代的目錄學(xué)家黃虞稷明確表示“海內(nèi)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來自皇帝的賞賜或許構(gòu)成了這些藏書的一部分。正如李開先所說:“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著名學(xué)者錢謙益曾指出沈王在1531年得到一批皇家刊刻書籍這樣特別的賞賜。

17世紀(jì)朱謀堙《續(xù)書史會要》加入了明代書法家的傳記。在這本書中記載了九位藩王書法家，如晉王朱棡命人用古代書法名家鐘繇和王氏父子的作品編輯“千字文”,刻印分發(fā),或者寧靖王“善書”,或者保安王復(fù)制了王羲之的“十七帖”加以刻印分發(fā)。

第一代晉王在詹希原的指導(dǎo)下勤練書法,后者曾負(fù)責(zé)新成立的明王朝南京城中新建的寺院和宮殿匾額的書寫。朱棡雖然并未被朱謀瑋列為書法家,但也有書法鑒賞家也對其書法的品質(zhì)贊賞有加,認(rèn)為與其侄宣德皇帝不相上下。

明代早期著名的《寶賢堂集古法帖》,由晉王世子朱奇源應(yīng)其父晉莊王朱鐘鉉之命所編輯,刊刻于弘治二年。因此當(dāng)朱奇源著手依父王朱鐘鉉之命“集古”法帖時,他有著尤其豐富的資料來源。他所著《寶賢堂集古法帖》的序言開篇如下:“予高祖恭王,幼好法書,初之國時,太祖高皇帝賜前代墨本甚多…中書舍人詹希原教字…終日睇視潛玩”。

從朱奇源在這段敘述中可知,當(dāng)朱棡“之國”時,他從其父處得到皇宮收藏中的數(shù)件墨寶。根據(jù)現(xiàn)存的四十余種上有“晉王府”印鑒的作品來看,這一收藏中包括像“二王”這樣的許多書法大師的重要傳世作品。這些傳世之作應(yīng)該只是就藩時，明太祖所賜的龐大的收藏的一部分。

除了晉藩，還有代藩靈丘端懿王之子，“嗜學(xué)善屬文，聚書數(shù)萬卷，尤好古篆…名《崇理帖》”，說明代藩也有大量的藏書。

筆者列舉藩王關(guān)于書法的例子，并不是通過藩王們的書法來評估他們個人和王府在書法藝術(shù)中的成就，或者他們在編纂法帖合集中的擔(dān)任什么角色，更為重要正是王府的社會環(huán)境及府中的收藏，才促成了明代時期最早的幾例法帖匯編，這比江南的文人士子在這方面的參與要早若干世紀(jì)。

如書法一樣，有相當(dāng)?shù)淖C據(jù)表明，明代王府是繪畫作品收藏、評論、產(chǎn)生和流通的重要場所。明代早期歷代繪畫的重要收藏都出于王府，考古研究和現(xiàn)存藏品之上王室所有者的鈐印都證明了這一點。

王府的作為繪畫藝術(shù)傳播中心的證據(jù)在他們所資助的宗教建筑的壁畫上就可以看出。崇善寺幾乎是晉王府的家廟，寺院收藏中卻有一件更為罕見的傳世之作，即一冊小開本畫冊，該畫冊正是正殿中早已失傳的壁畫所本的草圖。冊子上有朱鐘鉉所作的序言，證明了晉王家族與該寺院的關(guān)系。在晉祠中，晉藩通過他們的威望完成在晉祠建筑群的修繕工程，這雖然不能說晉明府內(nèi)部擁有大量的畫師，但是卻可以晉王仍然會對同時期畫師具備號召力，也表明宗藩對于壁畫的繪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還有1548年刊刻于長治的明代圣跡圖，是沈憲王朱胤栘所刊，他在《藩獻記》中被形容“天姿秀杰，耽好文儒”。正如對書法作品的傳播一樣，王府也同樣參與了繪畫作品的傳播。

對于其他各種文化形式,尤其是詩歌和音樂，藩王也參與其中。很多藩王本人都寫詩，而且在明代,寫詩本質(zhì)上并非單獨的行為,而是一種社交活動。以太原為例,慶成郡王的女婿，孔天胤正是在此參加詩歌唱和的聚會。還有詩人王道行也是在太原為官,建名園一處,發(fā)起詩社,其中包括宗室成員。張翰在途經(jīng)山西時也曾遇到作詩的宗室，“尋會山陰王龍?zhí)镎摺渥釉?豐姿異常,雅善詩文 …… ”，如果他們會在府中聚會，甚至可以想像到他在和山陰王的兒子之間作詩交流，以文會友的場景。

有學(xué)者的研究表明，藩王還和樂器制造有關(guān)，明太祖曾下令把戲曲和歌曲的腳本作為禮物分給就藩的兒子?！睹魑渥趯嶄洝份d：“上駐驛太原……索女樂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明武宗巡幸太原，晉府派樂工團隊表演，這說也明藩王府邸顯然有著數(shù)量可觀的樂人。

明代藩王因為就藩時明太祖賞賜的珍貴書法、繪畫、藏書等，使王府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他們利用這些藏品和文人士大夫交流鑒賞，還刊刻傳播，這使藩王成為各自地域上的文化傳播中心。因此我們不能忽視藩王們在明代文化中的地位。

余論

太原晉王府這樣宏偉的的宮殿，清兵入關(guān)后被燒毀，現(xiàn)僅存兩只不配對的鑄鐵獅子，若非它們身上的銘文，難以想象它們曾鎮(zhèn)守王府大門。醋在山西風(fēng)味的烹飪中是重要調(diào)味料,也是山西物質(zhì)文化的一個關(guān)鍵標(biāo)志。像寧化府的醋這樣的商標(biāo)品牌,制醋工廠曾宣稱“創(chuàng)建于1377年”。這正是最初晉藩寧化郡王朱濟煥所建立的時間。公司宣傳說益源慶這個作坊是專為王府而建,產(chǎn)品只供應(yīng)王府,以“寧化府”作為該醋品牌，這應(yīng)該也說明藩王文化早已融入到山西地方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產(chǎn)品變成文化產(chǎn)品，還攜帶著歷史的味道。在大眾文化中存在的明代藩王文化，在當(dāng)代中國就具有了新的意義。我們可以通過挖掘藩王文化，使之成為旅游資源、文化產(chǎn)品為當(dāng)代經(jīng)濟發(fā)展和國家繁榮富強作出新的貢獻。

文章來源： 《文化產(chǎn)業(yè)》  http://12-baidu.cn/w/wy/32640.html